灵魂的高贵 --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节选）
油画上的颜色，由于年代久了，有时候就斑驳了。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画会露出最初勾勒的线条：透过一件女人的衣服露出一棵树，一个孩子让位给一只狗，一条大船不再漂浮在海面上。这叫做“原画再现”，因为画家“悔悟”了，改变了初衷。大概这也可以说，最初的看法被后来的抉择所取代，是一种观察和再观察的方式。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描摹这些人物的用意。现在颜色已经老化了，我想看一看过去我有过什么机遇，现在我又有些什么可回忆的。
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回忆是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它是可信的，什么时候是愿望或者幻想占领了生活。而这种愿望，这种迫切的愿望会导致对实际生活的曲解。
我不是有意过分谦虚地贬低自己的智力，我的智力常常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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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虽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却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着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难中就常常以为自己在和具有形体的魔鬼作斗争。他在瓦尔特堡翻译《新约》时，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掷向魔鬼的头颅，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印刷用的油墨便产生了巨大的恐怖。
荣誉归于路德！海涅写道：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
读斯宾诺沙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在静态中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枝头开满了鲜花，不断地摇摆着，但那无法摇动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仿佛感到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他心中有一种真诚，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的威严，这好像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因为斯宾诺沙出身于一个殉道者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当时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亲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兰被处绞刑。你简直难以想象行刑之前要进行多少准备和举行多少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使罪犯厌倦得要命，而旁观者却有了足够的余暇来进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宾诺沙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为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写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驱逐，在西伯利亚整整流放了２１年。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怜悯自己，他怀着民主自由的乌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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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是什么都谈。他在信中和我谈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他对这些哲人一直抱着敬畏之心，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练，尤其是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他在信里写道：“他们虽然依然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他们的灵魂则早已步入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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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阳告诉我，被审查的这三年，使他懂得了人世沧桑，“既然连拿破仑那样伟大的人物都能够失败，我的失败算得了什么。”他一直很崇拜拿破仑。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他都读得滚瓜烂熟。“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多愁善感的心，”裴阳喜欢重复拿破仑对他的情人所说的那句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颗心弦平静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他用了很长时间和我讨论拿破仑，使这个平常只出现在“拿破仑酒”酒瓶上的金印饰像，成了一位活生生的、至今还影响着像裴阳这样命运的人的精神偶像——一如裴阳曾是我的精神偶像一样。
拿破仑的战略天才使得元帅们成了他的意志的最准确的执行者，但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发挥独创性，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勇士勒费佛尔，冷酷的铁石心肠的贵族达玛，威风凛凛的骑兵将军缪拉，制图专家贝尔蒂埃，所有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有独创精神的战术家，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一次，当人们对拉纳元帅多次率领骠骑兵团冲锋陷阵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的时候，在场的拉纳却带着遗憾的神情喊道：“一个骠骑兵，到了３０岁还没有被打死，这不是骠骑兵，而是废物！”他说这话时才３４岁，两年以后，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阵亡了。裴阳讲到这段时，把他的帽子脱下抛向春天的天空，“拿破仑亲自选拔的最高将领，就是这样一些人！”然后他兴奋地形容有一次格勒诸布尔保皇党人在逃出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说起这件事，后来他想了想后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开了。”
谈起拿破仑一生的功绩，裴阳这样叙述道：
“人们有什么可感谢我的呢？我上台的时候他们是贫困的，离开时他们也是贫困的！”——这句话是滑铁卢战役之后有一次拿破仑脱口而出，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包围了宫廷，要求拿破仑留在皇位上。权力与荣誉——这就是拿破仑个人的激情，同时权力甚至超过荣誉，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的。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且更在于他在创始以至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雄奇壮丽。屈于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桂冠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这个驾驭法国革命，改造了法国生活的人，这个给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的新生活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行动，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岩石小岛上去的人，必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当裴阳谈到他可能会因为政治上的祸患而离开他生活学习了近２０年的复旦大学时，他又和我提起拿破仑，并且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拿破仑与近卫队告别时的最后演说：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陪伴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样残酷的斗争就要继续进行，法国还会自相残杀，我不能够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不要为我惋惜，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为法兰西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自已，他的声音中断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然后与近卫队告别，迅速走出去，坐上马车。马车在近卫队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中疾驶而去，很多近卫兵像孩子一样哭了。
裴阳赞叹道：“拿破仑就是以这样一种现实态度，刚毅地接受了他命运中这个致命的挫折，他忘却了自己陨坠的痛苦，力求消除别人渺小得多的忧伤；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一次：当他登上船舷，踏上这艘即将把他载去圣赫勒拿岛过流放生活的‘诺森伯兰’号军舰时，舰上全体水兵屏息肃静。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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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个电影剧本的心情，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个关于我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傅雷一生的故事，在极强的视觉效果下，有着和莉连·海尔曼的《朱莉亚》一样深邃隽永的风格。裴阳用细腻的手法和火一般奔涌的感情描写了傅雷一生的击鼓之日，闪电之年，使我在“渐隐”、“渐显”、“淡入”、“淡出”这些电影文学剧本术语的后面，看到了在中国百年的困惑之下，一个不愿沉沦的灵魂的挣扎，和这位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的大师在孤独中闪现的哲思的宁静。傅雷的一生，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和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些年头，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使人痛定思痛，忧国忧民的情怀又使人感到天地有正气。裴阳的文字酣醇沁人肺腑，又有着蒙太奇那大幅度的跳跃，思维和现实的分割与无比壮丽的奇特的意象，在描绘傅雷先生３０年代末在巴黎的小阁楼中拼命翻译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时，常常被笔下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打扰得不得安宁，于是走到凡尔赛大街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时，银幕外响起了傅雷内心中坚定的声音：
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于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才能。
当读到这段时，我不禁捧起那本剧本，深深地吻了一下它的扉页。
写到傅雷夫妇和傅聪、傅敏四口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奏起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四重奏时，我听到了琴弦声在我耳畔回荡；节日中仿佛见到了傅雷对双子幽默的谈笑和慈父的情怀；泪光中看到了傅雷给出走波兰的傅聪那一叠一叠心血凝结的家书；看到了“文革”开始时，傅雷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与夫人双双自杀，告别人世。我的泪水已随着静息无声的画面禁不住地涌出眼眶。
裴阳用这样的画外音结束了《中断的四重奏》：
四重奏中断了，但我们的哀思依然连绵不断……傅雷先生就是这样，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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