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在大陆发行的华文文学中，有一部分以华人在美国的生活为题材，作者都有在美国的经历，但不只是留学，带有自叙传的一些特点，这部分文学作品一般被称为“留学生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美国”形象，不但是题材内容，也是建构主题的重要因素。分开来看，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与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这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

　　八十年代兴起的的留学生文学以小说为主要体裁，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之后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的的创作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潮流。当然，留学生文学也有反映地区的不同，查建英、严歌苓以美国为背景，虹影则居住英国、友友居住德国、刘西鸿居住法国，但无疑，美国题材占最大的比例。如果说这些以女性为主的创作群体的作品被作为狭义的即文学性的作品来阅读，以中短篇为主，那么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则以长篇的纪实文学为主，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和亲历性。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作者身份也更复杂些，留学、探亲、访问、经商、旅游而进入美国的都有，可能“留学生”曾是中国人进入美国国门允许拥有的唯一合法身份，“留学生文学”仍被在九十年代使用。除纪实性外，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成为九十年代盛行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上被广泛阅读，产生很大影响。而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则作为纯文学，在文学圈子里被阅读，社会上没什么反响。九十年代反响最大的留学生文学作品无疑是两部长篇制作，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似的畅销作品还有陈燕妮的《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唐颖的《美国来的妻子》，乃至钱宁的《留学美国》等。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跨出国门去美国，更多的是冲着美国提供的“事业”发展机会，这“事业”的含义是广泛的，国内考不上大学，则到美国获求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内的技术、知识落后，因而在美国学习，以赶上世界水平，中国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个人的不自由，而美国则提供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更是把“美国梦”具体而单一化为对金钱等物质财富的追逐，在这里，金钱成为“拼杀”美国是否成功或有否意义的越来越单一化的标准。

　　依青、式昭的中篇小说《在自由神耸立的地方》的篇名本身可能具有体现八十年代精神的意义。小说里的人物林稚对自由神的理解无疑经历了变化。小时候林稚在爸爸收藏的漫画中，发现其中一张上面画着自由女神的头像：“她的一只眼里是一个长着大鼻子的美国佬，记不得手里挥舞着大棒还是颗炸弹，另一只眼里却滴下一颗巨大的泪珠。这幅画吸引了我，我曾天真地问爸爸：‘这个阿姨为什么哭了？’爸爸说：‘她是自由女神，可她看不到自由。’”这是以前中国人对美国的典型看法，但到了八十年代，这一看法被人们放弃了。对于林稚，“当飞机就要在纽约降落时，不知为什么，这滴泪的自由女神画像又浮现在脑际。我迫切地希望看看真正的自由女神，用她那坦荡庄严的神态，来驱赶脑中纠缠不清的影像，还她以真面目。”这真面目在八十年代被认为是“自由”。正如林稚在飞机上回答同伴的问话时说的“我在这里只是个待业青年，只能在街道缝纫组接些零活。可美国呢，住小木屋的林肯可以当上大总统。在那片自由的国土，任何人都有机会，有前途！”。

　　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题材的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严歌苓。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些平凡的小人物，来美国的动机似乎不带很强的功利性，因为作者几乎将这一个问题忽视。这些与作者相似的女性大都是学艺术的，学习、交往、以及个人的情感世界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她们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这与六十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文学很相近，严歌苓容易使人联想到聂华苓，不只是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一样，取材和主题都有相近之处：留学生生活和中美文化差异。但两人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聂华苓激越，严歌苓平和，聂华苓经历了大陆逃亡台湾放逐美国的转折，背后的母土是异己的，而严歌苓则不存在这样的经历和感受。移植进异域的美国肯定会带来语言、思想、情感等的陌生和碰撞，这是一般移民共有的经历体验，但种种遭遇传达出的文化心态又有不同。严歌苓等八十年代作家对中国移民况味的美国抒写，在类乎前辈感受经历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体现了留学生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最新的，也是最有高度的成就。

　　我认为短篇小说《浑雪》是作者的一篇优秀作品，这篇小说主要写大陆女留学生与学校外聘老师、不得志的小作家帕切克的交往。如果当作寓言来理解的话，中国女学生对应着外国男教师，强势与弱势两方非常明显。帕切克心高气傲，看不起我这个外国学生，说我修不下来他的课。我自然不服，刻苦用功，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帕切克终于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这正如弱国在强国的威逼下最好的出路就是不断强大起来，让强国在乎你。当然，交往中的磕磕碰碰仍不会少，相互失约，帕切克以分数相威胁，要求以个别辅导课作弥补。“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帕切克的创作不被人欣赏，我却理解了它们。似乎双方越来越接近，但终有所隔，原来帕切克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我们之间那种“无属性的爱”也不能保持下去。这正如我们冷静思考下的中美关系，自恋的美国与他恋的中国之间没有共度的蜜月。

　　中国女性与美国男性对应的中美关系的寓言式结构在留学生文学中频繁出现，这与这一类文学作者大都是女性作家有关系，当然也与美国比中国富强、美强中弱的对比有关系。这种对应的中美关系里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变量，就是美国男性往往是一个同性恋者，《浑雪》如此，台湾留美作家陈若曦的长篇小说《纸婚》也是如此。这是对男女关系的一种补充，尽管双方摩擦中又相互吸引，男欢女爱似乎可能但终难落实。这障碍就是男方的同性恋。在这种中美关系的寓言式结构中，美国形象便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形象，这形象的塑造可以释解双方巨大差异的紧张和作为弱势方与强者的亲近的终无可能的自我安慰性说明。

　　严歌苓更为人称道的是她的另一篇小说《少女小渔》，曾被作者自称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少女小渔接受了男友江伟的安排，通过与一个美籍意大利人糟老头假结婚来美国，小渔的生存境遇较《扶桑》中的扶桑有了很大改善，但为了办理居留身份而采取的一个残酷而又勉强为之的办法就使得小渔沦落尴尬的境地。“弱者”小渔有着象扶桑一样的秉性：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温厚。小鱼以人性美的关爱使糟老头重新做人，追求体面，而这样也使得小鱼对假结婚的不好行为作了赎救，人格得到了升华。在共同的人性面的交往上实现了平等和共同提高。“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而不是江伟所不得不认同的那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取材美国的留学生文学的另一个代表是查建英。她的《丛林下的冰河》和《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受人关注。如果说严歌苓作品中人物的中美关系有着冲突更有着和谐的交流，那么，查建英的作品里冲突要大于和谐，这可能是查建英本人终于回到国内的原因。《丛林下的冰河》中女留学生我来美国的动机是“我来，就是为了找找看”但正如另一个印度留学生告诉她的：“看看嘛不妨事，找是决找不到的。找到的已经不是你要找的了。”她难忘在祖国时与D的恋情，这也是她与美国男友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让主人公回到国内去西北找D，尽管听说D已经出车祸葬身冰河底下了。“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与精神”。母土是流浪异乡人的牵绊，在母土上丢失的在异乡也找不回来。《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则讲述了伍珍在国内的坎坷压抑的生活使她来到美国，但美国并不是天堂。尽管都是以留学生、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在处理中美文化差异时更加成熟，因而处境要好些，而查建英作品中的人物心里的失落感很强烈，他们有着精神的困惑和痛苦，这可能与查建英代表了八十年代前期，开放之初出国人员的精神特点。

　　周励的长篇纪实文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篇名上无疑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的精神痕迹。如果说“自由神”是八十年代的美国形象的象征，那么，“曼哈顿”就是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美国的代表。“自由神”指代的美国既有物质上的富裕，但无疑也有着精神上的丰富内涵，但“曼哈顿”只单一地指向了物质的富足，少了精神上的含蕴。于是，曼哈顿大街上的“美国梦”只剩下缺少了精神境界的物质追求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八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不多的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物之一，她炫耀的成功当然是物质性的：“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于是，仅凭着这物质上的成功，她便可以嘲笑当着工人的“纯一色的美国白种年轻姑娘”了。

　　当然，“自由神”和“曼哈顿”都是完整的美国的部分，它是政治、军事上的强国，经济上的富国，它是制度上最讲究法制、最保护个人自由的地方。这一切也成就它作为一个最有事业机会和创业冒险的地方。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摆脱了封建似的专制，但物质生活还很不富裕，个人发展的空间还不够大，打开国门，“美国梦”便成为耀眼的风景。跨进美国的人们无疑充当了“美国梦”的发言人，他们急于告诉国内“一个真美国”是什么。这样说者和听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语境，这便与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文化心理发生了关联。

　　八十年代，中国走出“中世纪”，社会各方面都进行着变革，而文化观念的变革无疑是最活跃的部分，此时中国人对中美文化观念的差异更感兴趣，留学生文学迎合国人的需求，将他们在美国的遭遇表达为中美文化的冲突。这样，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在事件和文化主题之间建立的空间无疑更加广阔，指向文化的事件也多样化，意指意义的连接也含混、不明确和含义丰富。八十年代末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建立，意识形态在新的合法化实践成功确立以后加紧了文化意识领域的控制，但又刺激物质欲望，以单一的物质现代化为号召，九十年代的社会关注热点便和“美国梦”一样趋向于单纯的物质化了。

　　但正如有人指出，“也应注意，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同国籍脱钩，亦即同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认同脱钩。一个入了美国籍的成年中国人在政治上可能效忠美国。但在此后几十年内仍然会认同中国文化，而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将此认同传给子孙。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移民公民在认同上可能是精神分的。……移民公民身上发生的那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冲突，完全可能给该公民造成无根感，即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漂泊游荡的感觉”(阮炜《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人生意义的寻觅不受地域的限制，但“美国梦”的寻觅更容易破灭，移民在美国收获的更多是迷惘和失落。体现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精神的文本更有精神的诉求，也更有文化意义。

（槟郎）

摘自[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08/21/000402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