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上午，在北三环中路北京出版社的办公大楼里，记者有幸采访了《十月》杂志的副主编、作家邹海岗先生。

记者：近年来，由于文学由中心走向了边缘，文学期刊丧失了一大批读者，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不少文学期刊纷纷改版。我们注意到，《十月》杂志依然保持着它原有的风貌。为什么你们能够稳住阵脚，而不被改版的风潮所左右？

邹海岗先生（以下简称邹）：我们的刊物能站住脚一是品牌效应。《十月》是1978年创刊的，它已经创出牌子来了，这是它的一大优势。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承担的责任比较多，人们都比较关注文学。那时我们的名篇有：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王蒙的《蝴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梁晓声的《雪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宗璞的《三生石》、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等等，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不愿沉下去看作品，多媒体、电视剧也抢走了不少读者，文学期刊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刊物的销量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总的来说，《十月》在同类期刊中是发行量最大的。而且我们完全是走邮局，完全由读者自愿来订。另一方面我们主要是在文学本身上下功夫。其他刊物纷纷改版，而我们的变化主要是在文学内部本身。针对过去作品现实主义的比较多，而现在年轻读者文化水平提高了，接触到了国外的一些东西，我们除了约那些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写稿外，注意引进年轻的作者，引进各种流派，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如丁天、邱华栋，都是70年代出生的。江苏的鲁羊写了《在北京奔跑》，手法就比较新。另外在栏目上下功夫。去年开辟了“小说新干线”，完全发表年轻作者的作品；今年我们推出了“第一阅读”，把一些更好看的作品放在“第一阅读”里。在坚持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我们要求作品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问题，如我们最近发的池莉的《来来往往》、铁凝的《永远有多远》，这些作品反映了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们的生活观、爱情观及价值观的变化。

记者：《来来往往》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邹：《永远有多远》也正在被拍成电影。这样的小说非常吸引读者。今年我们的发行量还略有上升。我认为，一个文学刊物在社会上要生存下去，它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要有贡献，要有存在的价值。前一阵子老报道一些刊物改版了，有的弄成文化的，有的跟文学也沾边，什么语文啦……记者：还有时尚的……

邹：我觉得这是非常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为了生存，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几千份的发行量根本没法做到自负盈亏，只好被迫改刊，改变自己的目标。但我们《十月》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不是文学发展的正道。我们希望媒体多关注那些坚持自己风格不变的刊物，如《收获》、《当代》，应该宣传它们为什么不变，为什么不变还能在这种情形下生存下去……记者：我们来找你们也就是这个原因。

邹：（笑）……

记者：由于《十月》是一本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我听说作者很愿意在这里发表作品，尤其是年轻作者，只要能上《十月》，不要稿费也乐意。

邹：是这样的，有的自然来稿中甚至还夹了钱。但我们《十月》要求质量，稿子不好，你拿钱我们也不用。有的著名作家拿作品来，如果我们觉得质量上不去，或者有其他问题，我们都退。《十月》能立于不败之地，和它坚持一定的质量有关，质量达不到我们宁肯退稿。除了质量，我们对整个刊物的格调也是有要求的。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作家给我们写了一个中篇，一上来就是床上，我们退了，明确指出这个格调不行。

记者：有些杂志为了生存，采取了与商家企业联办的形式，或组成名义上的董事会，不知《十月》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邹：我们暂时没有。用社会资金注入刊物，以弥补资金不足，这主意挺好的。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但我们现在的精力主要放在文学的本身、刊物的本身，我们希望刊物从内容上、篇目上，从栏目结构上，能更合理，更适应社会和读者。

记者：听说社里没有给过你们一分钱？

邹：是这样的。

《环球时报》(2001年03月23日第十六版)

摘自[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38/hwz1157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