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意识、个人权益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中新的坐标系。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崇尚家族和国家。改革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它们都不容纳个人价值观。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向西方借来了个体意识与人权概念。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人权、个人主义和自我等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单纯的自我张扬，并非正确理解的个体意识。实际上，只要回顾一下西方思想史，就可以知道这些概念有着复杂的演变历史和驳杂的内容。简言之，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了人的解放的意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有了天赋人权思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强调社会责任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可以讲，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使现代人能够比较恰当地理解现世利益与终极目的、权利和义务、自由与守法、道德责任与社会正义等等基本关系。澄清个体意识的含义与基本演变史，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国内近几十年的部分。

1、 60至70年代个体意识的萌醒

20世纪最后一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问世。本书依据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手稿、诗作、信件、照片、刊物、编目、便条、回忆录、采访记等等，从诗歌创作（间或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一相对狭隘的领域，追述了60至70年代少数城市年轻学子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思考和写作活动，透露了中国社会中萌动的追索精神自由的讯息。它们大致可以算作改革开放时期“朦胧诗”等文学形式以及此后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或源头，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状况值得参考的资料。

《沉沦的圣殿》第一章介绍了60年代青年一代的业余读书活动，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他们的精神演变史。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以及7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后，国内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了一批供高级干部和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阅读、批判的内部读物，即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诸如苏联解冻时期出版的思想、文学论著，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大约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历程产生过极大影响，比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3）与《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数百种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九三年》，等等。它们比上面提到的内部读物更广泛地流传在青年一代的读书圈中。

这些书籍在青年一代脑海里打下的烙印，首先是对政治的另样认识。大约20年后，当年的一位读者、《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回忆道：她在读过《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后感到：斯大林时代和文革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i]其次是对自由思考的肯定。当年的一位读者、如今的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回忆：《第三帝国的兴亡》使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们如醉如痴的拥护的毁灭之路；这一闪念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学史、思想史的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ii]再次是皈依新的价值取向。文革前以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为背景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意志坚强、坚韧不拔，同时又充满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情感。他们有助于青年一代告别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iii]

这一时期集中介绍了以郭世英为首的X诗社和张朗朗在中学同学中搞的“太阳纵队”。参与者一般属于少数特权家庭子弟或干部子弟。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外，政治信息灵敏，胆子大，勤于读书，有精神追求，自视甚高，不愿苟且于凡俗。比如，牟敦白回忆他当时在101中读书时与郭沫若之子、北大学生郭世英的交往情景，记得自己曾经向后者问起过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回答：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他们为了什么？1963年初夏的一个黄昏，X诗社面临批判之际，郭世英再次在校园里向牟敦白表明自己的心迹：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iv]这里可以注意一点，即8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自我，第一次出现在叙述中。这个概念在当时是否成熟，还是有疑问的。另外，这些人精神优势之一，在于能够接触到平民子弟无法问津的书籍，享有精神贵族式的读书活动。这一点也构成他们的弱点，像人数不多，孤傲离群，又缺乏社会和政治经验。

该书第二、三、四章介绍了70年代前中期下乡知识青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中核心人物是郭路生与白洋淀诗歌群体。相对于60年代，这个时期有着更加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

知青群体的人物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大致是：其一，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文革之前信奉革命化的正统教育，投身过文革。如林莽回想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生，中学时期积极向上，做共青团辅导员，每天走得最晚，劳动也绝对干在最前面，学习成绩也是班上较好的，军训项目每项都是满分。突然文革来了，武斗、冤案迫使他渐渐产生怀疑。[v]郭路生还歌颂过上山下乡运动。其二，期望破灭后，深入社会底层，开展全新的阅读与思考，如郭路生到山西南部的杏花村插队，芒克、多多、岳重等到河北白洋淀落户。其三，行为离经叛道，有人为此被投入监狱，如赵一凡、马加、徐晓。其四，改革开放后纷纷出国，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如张朗朗、彭刚。

他们的精神来源大致有以下四个。一是19至20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也有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上面提到的内部读物，后来大量散落到一般青年学生与民间，有助于这些正值15至25岁的年轻人开始了精神漫游与思想启蒙。彭刚在90年代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到底，我们的“先锋派”就是崇拜西方，不单是崇拜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且是崇拜西方的解放，个性解放。在中国找不到。你看古诗，那么讲究，那么死板，甚至李白的诗，也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感觉不到自由。[vi]二是苏联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三是少数新中国的诗作。如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与郭路生的直接接触和影响。四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如白洋淀诗群成员定期相互交换诗作，又如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知青当中传抄、背诵郭路生的诗稿。而且白洋淀的知青还关心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等领域。

这一群体实际上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认知。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政治现实有关，即对文革时期的一套在情感上绝对排斥，在评价上完全持否定态度。林莽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东西你丝毫不想参加，但它时时在影响着你。所以，当时我灰心丧气。还有可怕的株连九族，因为一首诗、一封信，你也许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种恐惧我想每个人都有。[vii]彭刚在90年代回顾道：北岛政治成分大一点。他的《太阳城札记》，写的都是政治理想，追求民主，我当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追求自我的感觉，追求先锋派。我们不关心政治。你看芒克的诗，我当时画的画，都是纯艺术。他又说，北岛懂得跟官方讨论政治，而我们根本不讨论政治，我要讨论纯艺术，拒绝意识形态。[viii]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中学生甚至看不上大学生们，认为后者虽然从大学里学了些东西，但是非常迂腐，而且对权力的追求，对政治的追求远远超过中学生。[ix]

这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只是精神自由。有意思的是，当这些过来人回顾多年的往事时，却时不时地使用后来人爱使的一个术语：自我。除了这里彭刚用过外，马加在解释为什么知青诗人群体难以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时，认为大家是过于狂妄，过于自我，过于居高临下，所以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x]马加回忆同彭刚三次讨论人活着的价值时，又使用了“提高自我的生存价值”这样的话。[xi]宋海泉在评论根子的影响时说：他使诗人的视线聚成焦点，回到自我本身，回到了对人存在状态的准确、冷静和近似残酷的把握。[xii]据笔者所知，自我在70年代，是个鲜见的词汇。所以估计是作者们无意之中受到改革时期思想倾向的支配。这不是说后人可以影响前人。而是说，当一切沉寂下来后，人们可能用一个清晰的概念去认识和把握往日的情怀。

这两个十年代存在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比如郭路生在1964年同郭世英、牟敦白、张朗朗的交往。但是同60年代的情况相比，70年代的知青诗人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他们当中包括为数可观的平民子弟，而且干部、知识分子、平民子弟之间加深接触，从而大大弱化了那种孤芳自赏的苍白风格，尤以郭路生为代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社会实践的磨炼，致之死地而后生，心态更为冷静，意志更为坚定；他们构成并带动了一个远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同社会联系更密切，生存能力更强韧。如1968停课闹革命期间，在郭路生居住的百万庄一带的楼群里，许多中学生时常聚到一起，听郭路生朗诵他的新作和他喜欢的诗歌。

70年代对80年代也产生了影响。对文艺界，比如现在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在1967年与郭路生的往来，以及对白洋淀的造访。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上，陈凯歌面试时朗诵的诗作就出自郭路生之手。现在北京电视台主持“晓鹰热线”的秦晓鹰在1969年经常到山西杏花村找郭路生聊天。1985年，上海作家陈村在《新创作》撰文，介绍了根子的《白洋淀》，并认为其价值超过70年代末出现的大批知青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特别是对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1980年，舒婷撰文提到北岛、江河、芒克等人对她的巨大影响。[xiii]林莽在90年代回忆说：食指（郭路生后来的笔名）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xiv]宋海泉也说：郭路生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