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次

　　近几年，国内文化界很流行一种“阴盛阳衰”说。意思是，女人比男人强。—
—女歌星比男歌星窜红，女影星比男影星出彩，女作家比男作家走俏，女运动员比
男运动员拿金牌多得多……连女人做起生意来，据说也比男人的手笔要大：前一阵
子频频有报道，女明星某和某女明星投资房地产，一甩手都是数以亿计。还有的更
把大生意做到了国外，例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想想也是，曼哈顿的中国男人
要算也不少，却不见一个能够出息到把自己的发财故事写成通俗小说的。即使写了，
大概也没有谁爱看。因为女人发了财，不免觉得她“绚烂”；而男人有了几个钱，
无非多添了些铜臭而已。

　　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大受鼓舞。认为创造“女性文化”
的时机到了。有两点要说明的：一、所谓“女性主义”，以前通称“女权主义”，
或叫作女权主义之一种。女权主义有很多种，小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大至妇女参政、与男性抗衡乃至反过来凌驾于男性之上等等。女性主义则以创造一
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为己任。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多属
留学海外的文科学生，是为一种时髦，而国内暂未形成风气。但实际上，却有很多
没打旗号的女性主义者，绝对人数远非海外所能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保准应者
如云。
　　细观女性主义的宣言，其实并不新鲜。要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创造女性传统”
）吗？毛泽东早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摩登的女性主义者们讲到天上去，也
还是没能超越毛的境界与气度。在中共的阵营里，的确也不乏表现突出的女性。早
期就有蔡畅、邓颖超，及孙夫人宋庆龄。平心而论，中国的女部长、女委员、女省
长、女市长……实在够多，举世很难再找到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

　　历史上，最为非凡的女共产党员，当然是江青。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女性
主义者”。不仅仅到处发表宣言，还真的动了手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女性传
统”）。她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榜戏，设计反“男性规定”的女式服装，身体力行争
取女性性解放，可谓成果累累。
　　更重要的，她还“勇于摧毁父系社会诸多层层相扣的政治运作，敏锐地批判之，
”并且“她够勇敢“，竟力图“炸毁它”。“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因为在每一
件人、事，甚至每一张绘画、每本书中，她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契机。……她只需
要一双眼、一张嘴与一只笔，整个世界就在她面前开始变动、重整，直到她所建造
的世界足以和现有的抗衡，慢慢更正，终至替代它。”（本段引句见《□□中国》
第13期童若雯《女性主义者的悲喜剧》。童的这些女性主义宣言用来形容江青再贴
切不过。）
　　当然，她的勇气和勇气所寄附的巨大权力来自于男人。但她敢于向一切挑战的
狠劲儿，甚至连男人也不能及。她慢了一步，到底没能斗过“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
。主要是时间和人手不够，我们也就没能看到现有的“整个世界”怎样终至被替代。
但已经替代的部分我们曾有幸领教过，那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
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
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
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
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
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来枪
毙掉了。
　　而样板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
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
“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荡，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
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
不仅不恶心丧胆，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
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
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那种扮法，都为
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
的是“男人扮”。其实倒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
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
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
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
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
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
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颠。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
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
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
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
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镑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
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大丈夫”当如是耳！

　　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
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
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
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
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
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
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
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
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
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
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
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现代
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
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
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现代知识
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
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
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
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
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
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
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
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
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
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
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才永远
属于她们自己。无论出于理性抑或本性，她们都应该而且也确实倾尽全能去增强它
的张力与韧性，夸大“子宫”的独创神话与孕育意义，无限制地扩展它的空间与时
间的包容量（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好象也不能免俗），以达到网罗一切的目的。
　　这是“父系社会”取代更为原始的“母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失去乐
园的女性所作的抵抗和报复。只要男权还存在一天，这种抵抗和报复就不会消亡。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中国旧式家族体制和社会形态的缩影。如果这种说法不
错，我们看到的正好是一幅女性化社会的完备图景。贾府的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
得围绕和凭借着女性的操纵来运作。从它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和手握实权的王熙凤，
到各山头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间互相走动的老少亲戚，
乃至维系贾府基本生活方式的大大小小的老妈子和丫环们，清一色都是女性。男人
却个个愚蠢可笑，丑态百出。不是被女人所支配，就是为女色所诱惑，不是惧内，
就是畏母。
　　贾氏家族固然以“容国公”和“宁国公”这两个由男人世袭的爵位为栋梁，但
实际上它们早已摇摇欲坠。之所以尚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繁荣，靠的还是一个女人
——元妃。如果没她在宫里撑着，所谓“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倾刻即可土崩瓦
解。后来元妃一死，果然便被抄了个底朝天。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阳刚的
堕沉”。不知他们是不记得还是忽略了，其实打从娘胎里起，他就没有“阳刚”过。
他住着大观园，成天混迹于闺房，吃吃胭脂、耍耍脾气、斗斗心眼，看不出跟那些
钗裙粉黛们有什么区别。他的毛病倒并不在于怎么的女里女气，而是“长不大”。
换句话说，也就是始终走不出“子宫”，总离不开姐姐妹妹的簇拥、疼爱，离不开
众多丫环的陪伴、伺候，离不开母亲和祖母的呵护、娇纵。他能够这么“不象个男
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男人。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传统式的中国男人究竟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成
长的，以至于连他们当中的觉醒者都不得不自认“阴盛阳衰”、疲弱无能，自认“
孬种”、“尿脬”、无奈和无赖？
　　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处于长辈及朋辈监视督察
下的这种工具。性交只是生殖的需要。从传统伦理到中医学说，都把“房中之乐”
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脏事、丑事。纵欲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阳萎则是道行最高深
的表现。
　　他们的童年不外乎这两个极端——祖母式的呵护或严父式的管束。倘若二者兼
备，效果便更佳。他们得既擅长发嗲、撒娇甚至撒泼，又善于假扮少年老成、乖巧
内秀，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大人”们的一个夸赞。
　　他们规定了女人的生活圈子，自己又被这种圈子所规定。他们必须习惯和周旋
于姑嫂、婆媳、妯娌（以前还有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或多或少学会象女人那样
嚼舌头、管闲事、包打听、使心计、挑是非，并把这一套照搬到“父系社会的政治
运作”中去。
　　他们必须尊崇祖制，尊重活着的或是死去的长辈。无论自己年纪多大、地位多
高、知识多丰富、成就多辉煌，在长辈面前“永远只是孩子”。他们俯首，他们跪
拜，他们扑伏在老人或权贵脚下，模仿蜷缩在子宫里的模样，以示自己的软弱、柔
顺。强悍、锋芒毕露为人忌恨；表面的谦和受人推重。
　　他们虚伪，假惺惺地；他们阴柔，深藏不露（谁露了就不是好汉）；他们“谁
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他们缺乏逻辑训练，而擅长“形象思维”，他
们常依赖于直觉；他们猜疑，“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不敢大胆展现真实个性，
宁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他们拉关系，讲义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不想靠自己。他们
的宗派往往建立在女性化的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纽带来维系。他们把好
朋友称作“哥们”，——大家亲亲热热，情同手足，以便一道重温共享同一个“子
宫”的情谊。

　　中国王权的悠久、神圣与至高无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中国的君王，却藏
在深“闺”人未识，整日与人数庞大的太监和后宫为伍。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一个
男人。耳濡目染，尽是莺声燕语和扭捏女态。不用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那些
后妃宫女们的见识抱负、修养情趣，自然不可与现代女性主义者相提并论。她们对
于“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整体上显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影响。
　　后宫政治（或称“内眷政治”）和太监政治（或称“保姆政治”），正是这种
病态的女性化环境的必然产物。直至当代，中国的政坛仍可见它们的痕迹。
　　（此处由作者删去约一千字）
　　一个民族的阴盛阳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正如精神和肉体的阳萎，是男人的
悲哀，同样也是女人的悲哀。走出“子宫”，脱离幼态人格，更不止是男人才要完
成的任务。在软性的市民文化流行的今天，光是恨恨地骂几声“操你妈”，也丝毫
无济于事，——顺便提一下，这句国骂，现在越来越流行于时髦女郎之口。可见“
操”本是虚的，“你妈”才是实的。中国的女性化，从这里亦可见一斑。

　　1993年3月于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