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移民小说：突破和回归

--------------------------------------------------------------------------------

www.booktide.com 2003-11-19

《轻轻的，我走了》 张朴/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今天占用诸位半天宝贵的休息时间，一起来讨论张朴的长篇小说《轻轻的，我走了》。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这部小说去年曾先后在全国四个晚报上连载，在读者中有相当的反响；去年12月号的《中国作家》发了前16章，后面就作为悬念留下来了。媒体已经有了不少反应，一些批评家也已经撰文评论。电影、电视剧的改编正在筹备中。现在作家社把它作为“新移民小说”的第一部推出来。所谓“新移民小说”主要是相对于以前的“留学生小说”，当然不止是作者身份的变化，也包括叙述视角的变化、经验广度和深度的变化等等。希望这能成为今天研讨的一个切入和关注点。

张朴本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写小说，定居英国已经13年了，这些年来一直在写。这部长篇是其“伦敦三部曲”的第一部。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我还是想把这部小说放到“留学生文学”的框架里来谈论。“留学生文学”大概起始于《留东外史》，在20世纪的中国一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学创作题材。这中间50－70年代中断了大概有三十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80年代重要的作品主要是查建英的作品。她相当充分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留学生“两难”的精神处境，表达了处在两种文化边缘艰难的文化心理。9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有了变化，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主要宣扬的还是中国人在美国的一种成功感，当然是想象的成功感；到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已经转化为明显的商业化写作，文学价值并不高；大概三四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叫郁秀，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回来写了一本《太阳鸟》，可能和那一代人的生存环境有关，一反以前“留学生文学”的意识形态叙事，写得非常轻松。在这样一个谱系中看张朴的这部小说，我觉得他确实有很独特的贡献。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写出了留学生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失败感和处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无助感。当然小说是用故事来表达的，是通过忆摩爱情和婚姻的失败来述说的。这种失败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相当个人化的命运，但背后隐含的还是一种对强势文化放大想象之后的失败。作为一个弱势民族或者一种弱势文化的成员进入到强势文化环境后，要想被承认是非常困难的。对忆摩来说，她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同时也有解决文化身份诉求的问题。在小说规定的情境中，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找一个英国人结婚来解决。但她的全部努力最终被证明完全是一个幻觉。无论是和她的导师波尔也好，和一个底层的油漆匠也好，事实上她根本不能融入这个强势文化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张朴在小说里所表现的这种失败感和过去所有“留学生文学”里所表达的文化情趣有极大的不同，他对一种生活状态的准确表达是小说成功的重要方面。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部小说包含了很多新东西，让我们去重新思考“移民文学”或“留学生文学”。这些新东西一方面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另一方面是它和时代的对话、碰撞所产生的。张朴的这部作品，从整个“留学生文学”的发展来看，确实和过去很不一样。过去的“留学生文学”可以分成很多类型，郁达夫所代表的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那一类就不说了，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像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对文学和人的理解都仍然保留和延续了在国内时的方式。后来出现了一批试图表达个人直接经验的作品，主要想表达个人、祖国和西方这样一种三角关系，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去建构一种想象，一个新的途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个人经验意义上诚实地对待它，而是表达了一种民族、国家的情绪。张朴的这个小说就要纯粹得多，诚恳得多，单纯得多，他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来建构他小说的想象，和民族－国家想象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如老孟所说，还是有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被他处理得非常朴实，非常诚实。

孟繁华：对我们来说，西方生活曾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奇观，一种梦想。所谓“现代化”，是以西方来参照的。弱势民族对西方的想象和窥视欲望，和西方人把东方当作落后、神秘、遥远、贫困的奇观来窥视，有很大的相似性。忆摩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才发现强势文化或者第一世界的国家，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西方。你不得不处在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或夹缝中。由此产生失败和幻灭感是必然的。此前还没有谁像张朴那样，把这一点表达得这么充分。

丁东（思想评论家）：由于20世纪人口爆炸，地球容纳60亿人已经十分拥挤，现在各国都在提高接纳移民的门槛。这部小说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张朴不是着眼于文化冲突，而是着眼于一个个人和这样一种处境的矛盾。这种处境无处不在，包括国内也有这样的事儿。比如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要想嫁给一个城里人，也会遇到这种门槛。国际之间的移民，门槛就更高了。忆摩的人生难题，就是遇到了跨越移民门槛和保持女性人格尊严的两难困境。

陈晓明：小说写出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想象的跨文化的重新认识，想接近这个东西或者说想打破那样一个惯常的形式。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解，许多西方男人很容易对忆摩这样的东方女性产生好感，但是忆摩本身是反东方神秘意识的，这体现在她的穿着、她的行为和语言方式、她喜欢的音乐和诗等各个方面。她始终想以个体、个性、自我的方式存在，想在普遍的意义上理解人性，理解生活，理解自我。她没有把作为东方女性的文化印记神秘化，这反倒写出她活生生的个性。从这个角度去抒写一个女性的跨文化情爱，我觉得这一点是这部作品独到之处。我也想从这个角度谈一下忆摩的“失败感”。忆摩本来是要实现全球化的迁徙，但她始终没有找到自由的生活，她的困境和障碍来自哪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并不是来自民族、国家等，而是来自她的个性，她的自由。我觉得这是张朴非常有眼光的地方。随着经济的腾飞，现在“新中国”几乎又成了一个神话；在这种情况下，张朴写出了一种惨痛的失败感，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有时候一个作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作者怀着某种动机去接近历史，而是他无意中撞到了历史的要害。在这个意义上，张朴的小说其实是回到了文学本身。他和过去的“留学生文学”，和我们过去对这样一种文学的诉求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他那里，没有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解，也没有关于文化身份的惊异；他直接面对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选择及其结果。

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感觉这是一部有着很强的可读性的小说。情节安排得紧凑而曲折，悬念设置得也很巧妙，如同一出高潮迭起的心理剧。作者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将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写得极富洞察力。情节上的意外给阅读带来了许多快感。但我更看重这本小说对现代生活、或者说对生活本身的研究，这部小说包含了很多启示。比如关于生活的形象学。传统上，我们对生活的形象的理解是把生活看成一条路。或艰难，或曲折。生活的意义，生存的真谛，往往随着终点的临近而渐渐显露。人的成长也是在路上完成的。路变成一种人生的模式，其意义和价值或是由宗教或是由社会伦理道德来规定的。我们只要接受指引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人生。这种在路上的人生，人的生活态度或生存意志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生存尽管充满艰辛，但很少会有困惑。甚至由不可知的命运来决定的生活，也不会造成什么疑惑。因为对日常生活而言，命运的伦理含义就是宿命。但在张朴的这部小说中，生活的形象完全变了。从人生模式看，生活不再是一条路，而是一座迷宫。人生不再是线形的，而是一种充满戏剧性的状态。人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小，而且越来越私密。人的状况更多地是由生活困境来定义的。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人的困境的小说。我觉得它在主题上显示了这样一种深度观察，即这样的困境不再有古典悲剧的含义。忆摩的人生就是在她的困境中想不断作出选择，她既要救儿子笑笑，又要维护感情上的自尊。她渴望从她的困境去选择一个生活的立脚点。结果并没有找到。忆摩的遭遇在我看来具有一种典型意味，它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的认识。这种复杂性和我们以前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也有很大的差别。它变成了一种更轻浮，更轻飘，更游移，更难以确定的东西。传统上，生活的复杂是由生存和命运之间关联的复杂性来定义的，人的情感与某种集体的道德伦理关系的纠葛也加剧了生活的复杂。但是在忆摩的困境中，集体的道德伦理的成分就很少，它基本不构成什么约束力。在这里，生活的复杂性好像是由生活碎片、偶然遭遇、即兴选择来定义的。就仿佛生活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包含了我们无法回避的偶然因素。如果把忆摩的生活经历看作是一种原型的话，从中也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人的某种生存境况。事实上，忆摩的生活理念大多取决于他人的意志，她有自己的情感，但对于她，生活已不再是一种梦想。

陈晓明：有一点张朴可能超过了迄今为止其他的“留学生文学”或“移民文学”的作者：他是真正了解英国的。大多“留学生文学”作者不敢写当地生活和当地文化，虽然有些作家的名气很大，但还是不敢写，只好写中国。张朴看来是真正融进去了，小说写到了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像忆摩的导师波尔，很中产阶级……

孟繁华：包括性爱都很中产阶级。

陈晓明：还有像摇滚乐手米基那样的亚文化人，这种人生活非常随意、混乱；也有像油漆匠那样粗鲁的底层人，也写得很准。各个层面的文化都写得非常到位，每一个都写得那么精彩，那么有特点，特别是波尔……

唐晓渡：波尔和米基都让人不好轻率地下结论。波尔对忆摩的感情究竟是真的，还是操纵、玩弄她？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结论……

陈晓明：过去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往往留给我们一个概念化的西方，但在张朴笔下，它显得非常细致和微妙。此外，小说的浪漫气氛也做得很足，但绝不会让你觉得难受。浪漫弄不好就落俗套或者肉麻，就过了。看来张朴确实是得了英国浪漫派的真谛，取到了真经。

臧棣：忆摩的生活态度也耐人寻味。在过去，生活态度有两个基本下定义的方式。或从悲剧角度来定义，这里面包含着一种从道德价值出发来衡量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努力，也就是说，生存的复杂性跟人的道德状况有关。或从喜剧的角度来定义，认为人生如戏，充满了喧嚣与骚动。这两种基本的看待或者说定义生活的方式，酝酿了人对生活的自我意识，对生活本质的反省。但是，看了这部小说以后，我觉得以上两种态度恐怕都有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不再具有衡量当代生活的权威性。它们也许仍适用，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有效了。我觉得这部小说给人的一个启示就是，对别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本身应该有更多的同情心。尽量少从抽象的角度，比如抽象的伦理价值上去判断人的生存。

孟繁华：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叙事视角的问题，全知视角必然使交代性的语言太多。这个问题在看《中国作家》上的节选时还不太突出，现在看全本，就觉得有点拖沓。

臧棣：作者的阅历非常丰富，对生活富有洞察力，许多议论和看法也都非常老道，但在把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方面，还可以多加一些考虑。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和盘托出，多用一些暗示的方法，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丁东：小说的结构设计非常完整，一环套一环，哪一环都不能缺；但也可能太完整了。太完整了反而让人觉得作家主观构筑的意图过于强烈。稍微开放一点，会更加接近真实。

陈晓明：忆摩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心理的变化有点儿单一，包括小纯的复杂性也不太够。当然我并不是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找到合理性的解释，而是说人物的关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差异能够大一点，作品可能会更加丰富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