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香山篇

　　1985年9月，我从湖北来到了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中学{初来时称中山农中和中山职中}。与六年前不同的是，这回我是作为国家公办教师正式调动过来的。我本来联系广州的学校，但不是联系遇到困难就是湖北方面不放人，当遇到湖北方面放人，中山市教育局又需要人时，我即抓住机会，很快就置身于南国这水乡了。在1966年秋，我曾和几个同学进行“步行长征”，第一天从广州走到大良，第二天走到小欖，第三天走到石歧，在石歧住了数天，因此，我对中山是有一定印象，一定好感的。我来中山这一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也很难去评说，也不是此文的任务，不过，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总会多愁善感，我感慨，人生是多么奇妙，原先我怎能预料，我会成为中山人，我生命的一半会在这个地方度过？

　　三十七年来，我虽谈不上“漂泊四方”，但“居无定所”“孤家寡人”套在我头上不会不合适，我自己倒不觉得可悲，反而认为能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是一种难得的自由和幸福，尤其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我的母亲，我的兄妹，当然不允许我继续“天马行空”，热心的同事也从中帮忙，于是，1986年9月，我成家立室了，有了自己的两居室的住房，把74岁的老母亲也接来居住。当我还没适应这种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国庆之夜，一对双胞胎姐妹降临人世。如果说成家立室又是人生关键的一步的话，那么这一步我有没有走错？近两三年来，我先后接待了我的兄妹，我的同学和场友的来访，他们看到我朴实能干的妻子，我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我三层的私房，以及我还没下岗，还有一份较稳定的职业，不菲的收入，都说我来中山来对了，娶妻娶对了，生女生对了。我看他们的说话都不象含有虚伪和嘲讽，于是，我也真的认为自己正处于幸福的包围之中。

　　啊，以上的都似乎是题外的话，要赶快打住。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人，再也很难象在雷州的油灯下，在荆州的寒夜里挥毫疾书了。在86，87，88那几年中，我由于数十年的生活方式一下子被打乱，面对家中母亲，妻子，两位女儿以及保姆五个老老幼幼的女人，竟然不知所措，业余时间除了帮忙做点家务，照顾两个经常哭闹的女儿，就只能是看看电视，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完全丢掉，写了十几年的《水沫集》差点也中断了！

　　1989年春天，两位女儿终于可以上幼儿园了，生活似乎有了一点规律。这时，我的心开始痒痒的，我的手，也开始痒痒的。写一点什么好？我陷入了沉思。当年，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一些丑恶腐朽的现象不断产生，党内和政府机关的官员贪污受贿，大吃大喝之风已引起民愤，这也是我深恶痛绝的。再看看当时的文坛，严肃小说走向困境，倒是“美女谋杀”“侠士情仇”等庸俗之作大行其道。诗歌趋向“朦胧”，诗人们热衷于孤芳自赏，愤世嫉俗之作难得一见。电影界更是“逼良为娼”，只有靠“拳头加枕头”来维持其经济效益，即使这样，电影院的上座率仍在下降，影迷如我，那时一年中也难得上两三回电影院{现在亦如是}。社会，历史等学术著作，又面临出版难的扼杀。经济发展而导致文化衰落，物质水平提高而导致精神境界下降，这是不应该但又的确出现了的事实。……虽然，我不过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看着身边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有如骨骾在喉，不吐不快。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才有了开放改革，民主自由的局面{尽管还不够}，我辈尤感珍惜，我不愿当个局外人，只作冷眼旁观。尽管现在不是鲁迅时代，但激浊扬清，莫过于短小精悍，如匕首，如投枪的杂文。于是，我又在夜深人静之时，铺开稿纸，握住钢笔，托腮凝神，构思起一篇篇的杂文。

　　从3月到5月份，我大概写了十来篇，每篇千余字，如《“4”的联想》，讽刺国人的迷信；《一啖肉，两口酒，四根烟》，抨击公费吃喝风；《广珠公路随想》，小议前进与曲折的关系；《也谈电视节目的“误点”》，批评不守时的现象；《爱心与神心》，分析文明与迷信共存的现象；《教师又当了“老九”》，针对教师经济地位下降，教师离队之风日盛的可悲现实；此外，《列车抢劫案的思考》，《法制与人》，《谈廉政与党风》，《也说“医德”》，《可喜？可愤！》，《党籍=强奸妇女+其他？》等，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仅举最后两篇为例：当年3月，某报有一消息，说的是惠阳县沥林镇布仔村党支部书记欧明德，带头播放观看淫秽录像，更依仗权势，使用卑鄙手段，三次奸污一位农妇。再观其气焰之嚣张，亦属罕见：光天化日，闯入门内逼奸，威胁说：“如果不从，就把你和小孩一齐卡死！”还说：“你告不倒我，我是书记。”看！这个欧明德，明明是个土匪恶霸，明明触犯了刑律，早该绳之以法，然而，经过一番周折，县纪检会才给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明明庄严的法律又一次遭到可悲的亵渎，但报上仍称“使正义终于得到声张”！面对这样丑恶的现实，我很难沉默，不得不挥笔直书，以解心头之郁闷。说到写杂文，我不过是个初学者，既不会引经据典，也不会曲折含蓄，“我手写我口”，如是而已。我写的那些杂文，有的也投给报社，采不采用，我也不介意。

　　但《一啖肉，两口酒，四根烟》一篇，在投去近一年后，忽地在1990年3月16日的《粤港信息报》第4版登出，大出我的意料。此文写的是，我某日参加一公宴，不是认真品尝佳肴，而是在算帐：吃了某种肉，仅一啖，即花去10元；喝了两口洋酒，花费17元5角；抽了四根洋烟，花费1元8角，合共近30元，还不算其他的。由此，我想到公费吃喝的花费和浪费。我的文章发表至今又10年了，公费吃喝之风似仍未收敛，因此证明我的感慨是多余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消费甚至浪费，才能刺激生产，经济才能发展，可能我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学好，因而所写的杂文也遗笑大方。我的这批杂文，抄在一个硬皮本上，名之以《尖峰山下随感录》的标题。如果要问原因，则学校背依尖峰山，而我的宿舍更在其脚下，我常在夜深写作，有时能听到风吹树木的响声，有时能听到沙石滚下，碰撞墙壁的声音。我在这个环境中写下了这批杂文，那标题取得还算恰当吧。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全国又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习，我也不知我写的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算不算“自由化”，还是暂停也罢。刚好，那时我又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以及人物有浓厚的兴趣。我想，民国过去40年了，那些民国期间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如今安在哉？查阅了一批资料，可以发现他们有三个走向：一是在民国期间已去世；二是49年后仍健在并留在大陆；三是49年后仍健在但到了港台或海外。对那些民国人物，一般的辞书也有收录，但不够全面，对他们的归宿也交代不详。有感于此，往往说干就干的我，马上把业余时间通通让位给这项工作，买来稿纸，写下《民国军政人物寻踪》这一标题。体例就是按上述的三部分，每部分又按人物逝世的先后排列，每一位人物二三百字不等，除了介绍他们的主要经历，还着重交代他们最后的归宿及逝世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开始我编写这本书，和以前所编写的书一样，纯粹是为了自己学习和研究之用，这也是我胸无大志的体现。1990年7月，我在南京地质学校负责学校印刷厂工作的二哥陈贤杰回广东探亲，得知了我在从事这项工作。回南京后，某日，他无意与南京出版社的认识的编辑沈炜先生谈起我写的东西，沈编辑忽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题，因为1991年10月10日，便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出版社也要有应景的书籍推出。于是，他看过我的部分稿子后，即拍板推出此书。此后，我就与二哥合作，工作的目的和方向都不同，但又更明确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写好部分稿子，即往南京寄去，而二哥则在南京整理，补充，并联系出版事宜。到了1991年8月，最后截稿了，本来要赶在10月10日前推出，但还是来不及，直到12月才能出版。

　　我是次年3月才正式看到书的，封面白色为主，兼以蓝色花边，书名竖排，毛笔书写；封底白色，中有孙文“戮力同心”四字。全书为大32开本，453页，51万字，繁体字印刷，收录人物近3000。开头的“序”，是我们为了壮大声势，请了原国民党军第74军军长邱维达先生写的{十年又过去了，不知邱将军尚健在否？}；“前言”是我们写的，介绍写作目的及书中体例；接着是人物索引{以逝世先后为序}和正文；尚有五个“附录”：1，人物姓氏首字索引，2，人物索引{以姓氏笔划为序}，3，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国民党参战部队序列，4，各批获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选录，5，中国国民党第七至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名单。此书售价：10元。

　　补充说明：此书对喜欢并研究民国史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用；否则，就如同废纸。此外，由于出版社要赶时间，而我和二哥又分隔宁粤两地，联系不便，因此书稿有不少粗陋之处，校勘排版时又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我感到十分遗憾。但不管怎样，此书稿能变成铅字发行，总是值得高兴的事。

　　上面是写了高兴的事，其实，在出版过程中，还有我原先不知道的尴尬难堪的事。由于我们的书属学术著作之类，出版社为了不做亏本生意，总得让作者包销若干成分，因此，作者须先拿出数千上万块钱，然后向出版社以八成左右的价格买回若干数量的书{当然还有一些稿费}，自己想办法推销，盈亏则自负。以我们那本书为例，印数4000册，我们自己得包销1700册，须垫资近万元。面对此情况，我们亦想放弃，后因有我们在香港的四叔及台湾的九叔等“港台同胞”的支持，才得以付梓发行，在此，我要向两位叔叔致以十分的感谢。当1700册书搬回家时，你可以想象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这时，我们从骄傲的作者一下子变成了可怜兮兮的乞求者。除了一部分送人，我们须得求现在的和过去的学生以及熟人买，看着别人从兜里掏出10元，20元算是打救我，我的确很难兴奋得起来。

　　非常万幸的是，二嫂的弟弟王栋大先生，当时在南京邮电局工作，局里下属有不少报刊门市部，他利用关系把余下的1200册分摊到各个门市部去，于是，一下子解决了大难题！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关心民国军政界人物归宿的人，相信可以找出一些，能在此城售出1200册以上，也算售得其所。至于出版社的2300册，听说发至北京及东北为主，这样，《寻踪》一书，就如一滴水，汇进了中国图书的巨大海洋。王栋大，这么一个好人{不仅好在这一点}，在即将升任局一级领导的时候，在2000年50来岁的今天，却不幸患上了血癌，已在医院里躺了快一年，趁写作此文，我当然要向他遥寄我诚挚的祝福。（补注：好人王栋大先生已于2000年10月10日病逝！）

　　回头再说那本书，因有王栋大先生的帮忙，我们总算在两三个月内把书处理完，得微利2000元左右。至此，吾妻始有了点笑容，她从一开始就担心我在做着一件吃力不讨好，血本无归的生意。通过这事，使我亲身体验到，严肃的学术的著作出版之难。当时{包括现在}，要靠出书致富是很难的，除非你的书可以摆在地摊上出售，即被认为是“畅销”之类。当然，如果你是当今的歌影视红星或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那随意涂鸦数十页外加数十张玉照即可成书，担心的只是签名售书时会否累伤了手腕。我们的书，当然谈不上会有些什么反响，除了沈炜编辑得了个“优秀图书奖”之外。

　　不过，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大哥转来的广州的来信，有人想约我面谈，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在广州龙津路某条小巷某幢旧楼的天台，在一处很简陋的居所里，见到了写信者。他是一位老人，七八十岁，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说话含糊，且带有乡音{忘记何乡}，但说话的内容我还是听明白的。原来他过去是国民党军的上校旅参谋长，他说看过我的那本书，想起一些故人，他给我讲了许多抗战和内战的故事。我离开他家后，再回想，他找我到底用意何在？最后，我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我关注民国军政人物的归宿，那么，也应是他们倾诉心声的对象。此外，他是否希望我把他也收入到书中？可惜，我当时的一条原则是，军界人物，须少将以上。这次与“读者”的见面，是我在书出版之后唯一获得的反馈。

　　可能由于积习难改，尘心未泯，《寻踪》脱稿之后，我又怅然若失。1991年暑假起，我又动笔写《中国近代军阀派系谈》一书。写中国近代军阀派系的书固然有，包括大部头的，如《桂系演义》等，但把所有的军阀派系都在一本书中介绍，这样的书又似乎没见过，为出版也好，为自己研究也好，我决定写此书了。于是，1991年7月到1992年7月整整一年，我的业余时间就在“军阀混战”中度过。我写了中国近代现代各个军阀派系的形成，发展，分化，衰亡的历史，几乎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共15章35万字。

　　兹将目录作介绍：序言，一，北洋军阀，二，皖系军阀，三，直系军阀，四，奉系军阀，五，冯系军阀，六，阎系军阀，八，蒋系军阀，九，粤系军阀，十，湘系军阀，十一，黔系军阀，十二，滇系军阀，十三，川系军阀，十四，马家军阀，十五，地方军阀。附录：资料查阅索引。

　　在此，我要说明，对中国近代现代史十分有兴趣有研究的黄棣棠先生参与了此书稿的编写和查核。书稿完成后，曾交由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卢苇先生审阅，放了几个月，大概到了1992年10月，再送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半年后，我去位于东堤二马路的出版社询问，该社张编辑说，此书不属畅销书，要出，只能自费自销。他又说，现在出版社都很慎重，尽可能出一些既摆得上新华书店又摆得在地摊的书。听了他的话，我还能说什么？想起上一本书出版时的苦处，我也不敢再尝试了。于是，把它放在柜子顶上，真的是“束之高阁”，一“束”就是7年至今。当年我手捧书稿离开出版社时，曾在大沙头的江边伫立了一会，望着那条母亲河黄浊的流水，回忆起我曾写过的一首《母亲河放歌》的诗------我忽然有些很特别的想法：我在农场时，在思想严重禁锢的年代，居然胡编乱写了八部“畅销书”，而到了现在自由开放的年代，包括性爱，奸杀等情节大行其道之时，我却不屑于其间，反而写一些60岁以上的人才有可能感兴趣的题材，我真不知自己是何许人也。

　　上面刚讲到我的“怪异”，这里又来了。1993年后，我又着手编写一部《新中国名人逝世年表》的书。这题目不知是否准确，尤其“年表”二字，但我一时想不出更好的。有关“名人录”之类的书，并不少见，何必自找麻烦？的确，那样的书是有，但往往重“生”不重“死”，逝世只有“年”，大多无“月”“日”，或无地点，更无死因。对于一般人，这并无不可，但我偏偏执着于这些，要弄个明白，如此一来，一般的人物辞书就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办法就是：自力更生。我从1950年的逝世者开始编写，以逝世的先后为序，我喜欢这种编排，可以比较谁先逝世。但是，由于不断又找到新的人物，要加插其中又出现麻烦，后来我干脆一人一张纸片，把同年的按顺序先捆在一起，待适当的时候再抄正。这当然是没有电脑的愚蠢做法，有了电脑，这种排列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总之，在1993到1996年那几年的业余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做着这一近乎无效益无意义的工作。

　　不过，使我最有感触的，是我编至1966年到1976年那十年间，那大量的被冤死，被斗死，被害死，因受迫害贫病而死的各界名人，不知凡几，令我悲愤交加！连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陈毅等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也难逃此劫，一般人就难熬了。我仅举1966年下半年为例，看有一些什么不该死的文化界名人死去了：邓拓{新闻家，杂文家}，田家英{理论家}，郑造{作家}，李平心{历史学家}，赵宗复{教育家}，方然{文艺评论家}，高芸生{教育家}，李琪{理论家}，孔厥{作家}，叶以群{文艺理论家}，老舍{作家，人民艺术家}，李达{教育家}，陈笑雨{文艺评论家}，周洁夫{作家}，黎国荃{指挥家，小提琴家}，叶盛章{京剧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傅雷{文学翻译家}，陈梦家{考古学家}，陶然{文学评论家}，郭寿山{晋剧表演艺术家}，白辛{电影剧作家}，言慧珠{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刘永济{古典文学研究家}，马约翰{体育专家}，向达{历史学家}，马连良{京剧表演艺术家}等。还有一些人，不知是否因受迫害而死，我不敢乱写。诸位，上述这批文化界名人，光一个老舍，一个傅雷，就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然而，他们都不得不选择一条共同的道路：以自杀来对抗人格的侮辱！这是一批文革最早的殉道者，我觉得他们又是幸运者，因为他们早早升上天国，不必再被折磨数年才含恨死去。编写到这段时期，我忽然想改变主意，就编写一部《文革冤魂录》，岂不更好？但后来又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又不够多，不知是否都属“冤魂”，于是，改用一个中性的标题，叫《文革死亡档案》。这样，我又多了一样可称为“作品”的东西。这工作有无好处呢？我认为，起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国家民族，还是有一点好处的。

　　1995年后，因学校改制成普通高中，在应试教学的驱使之下，工作的压力更大，我已无什么写作大计，倒是教学论文写过一些，如《浅谈教师“下水”》，《高三级作文训练浅谈》，《谈高语五六册课本的使用》，《古典诗词教学初探》，《文言文教学体会》，《散文教学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应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剪报文章大用场》，《语文的功夫在“课内”更在“课外”》，《语文教改的新号角》等。从教21年，我深感我的教学理论水平很不高，而教学经验也谈不上有多少，所以，我的教学论文每次都只能获得市的三等奖，这当然只是个安慰奖。

　　1985年我调回中山后，因前面所说到的，可能生活方式改变，连以前常写的诗歌也写得少了，偶尔有感或遇有大事，才写上一两首，所以到1996年止，《水沫集》的进账仅521首，平均一年才50首，显然太过疏懒了。1997年起，我决定要勤快一点，多写一点，权当以诗代日记，果然，心勤手不懒，三年多来，亦增添了近500首，心里稍觉安慰。1998年4月，我五十岁生日时，有七绝二首，不妨抄录于此，看看当时的心态。

　　其一：“尘海浮沉五十秋，青春一去志难酬。不知天命为何物，唯见飞霜满鬓头。”其二：“旧事如烟逐水流，万千苦乐诉还休。吟花弄月为时早，拼命前驱看病牛。”第一首中的“志难酬”，写是这么写，实际上我也不知自己有何“志”；第二首的“病牛”，指之前病了一场，还算“病牛”一只。不过无论怎么看，诗中总流露出一股伤感的情怀。

　　今年即2000年的同样时间，我亦有七绝二首，不妨再录此以作比较。其一：“劳劳碌碌又经年，叶茂花繁四月天。倏忽人生五十二，不须惆怅赋哀篇。”其二：“轻伤小病夜酣眠，两鬓飞霜自坦然。心境平和人不老，前程依旧要加鞭。”从这两首来看，似有所振作了。是的，人生苦短，时不我待，悔恨和叹息都是徒劳的，趁着夕阳尚未落山，再多画几幅美丽的图画吧！

　　199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纪念日，黄圃镇举办一台文艺晚会，请我校出一个节目，并指明为诗歌朗诵。学校领导把这任务交给我，因未能找到一首合适的诗歌，故我自己执笔写作。虽然新体诗很久没写过，但尚有一点功底，写来也不算太难。117行的诗歌《胜利奔向新时代》写成后，黄校长作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内容，使之更完美。诗歌由我校老师郑友慧，余永利朗诵，王学元老师钢琴伴奏，参加了6月30日晚上于镇中心广场举行的庆七一文艺晚会，获得好评。事后，一些人士，包括镇委书记，也索要诗稿，想不到，在上个世纪末，我还火了一把呢。

　　近15年来，我觉得自己在文学活动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学作品看少了，电影看得更是少了。书看得少，原因恐怕有五：一是心态。心态渐老，产生惰性，虽有满架图书，但无阅读之欲望，如哈代的《还乡》，左拉的《金钱》，巴尔扎克的〈幻灭〉，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司各特的〈中洛辛郡的心脏〉，约卡依-莫尔的〈金人〉等，我早在湖北时买下，但从没读过，大概此生也不一定会读。二是时间。到中山二中工作以及成家立室后，工作及家务的压力都比较大，阅读时间就相对比以前少了。三是书价。有的新书想读想买，但一看书价，只得无奈地放回架子上。近年我买的书很有限，买过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贾平凹的〈废都〉，梁晓声的〈雪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树大招风的余秋雨的几本行吟式散文集等。报上报道了有一群天才少年的“新概念”，我也买了两大本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集〉。然而，新书总是增添得太少了。四是写作。因这些年来，我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又要写一些大而有当或大而无当的东西，只能是多看与写作有关的书籍了。五是冲击。回到广东以后，电视节目更丰富多彩，以前看不到的香港电视，令我着迷，那些情节曲折那怕不合情理的连续剧，那些看惯了而又很喜爱的男女艺员，耗费了我晚上最宝贵的时间。近年来，中港台艺术大融合，更弄出了一些“惊世之作”，如〈还珠格格〉，本是一群现代人，用现代的思维逻辑去表演最封建最保守的满清朝庭，内容不少是荒诞的，但由于它的情节比较曲折，演员演得出色，却也成为老少皆宜的“童话”，连我也一集不落地看完了，并把美丽可爱的林心如封为偶像！

　　至于电影，这15年来，我进电影院的次数是可以数得出的。对比起在农场时，晚上步行10公里以上去看一场已看过一两遍甚至多遍的电影，在湖北时冰天雪夜中看一部新片，现在，我们就太幸福了。然而不，现在电影院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不想进去或进不去！所谓不想进去，是因为珠三角城乡的电影院，已是外省劳工的主要去处，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则是那里放的，大多是谋杀光阴的粗制滥造的色情暴力片{相信其他地方亦然}，你想学坏吗？多看那些电影吧。有的所谓“高级”一点的，也和胡编乱造差不多。有一部影片，一位秦朝瘫痪的公主，被某男强暴了，但坏事变好事{毛泽东也常讲过这种辩证法}，公主的瘫痪好了，能站起来飞跑了，这除了给医务工作者带来一点兴奋以外，我看观众只是掩嘴而笑罢了。但编导还要挑战法律道德，他们不是鼓动公主去投诉或上告某男，而是让公主爱上了某男！如此一来，那些性欲亢奋者备受鼓舞：原来性侵犯有如此好处！怪不得近年来强奸案居高不下。

　　有的电影不是演给观众看的，不是要反映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要表现导演的“主观意识”，你看不懂是你没有跟着导演的意识走，或者你的水平太低。这种高深的理论不知是从第几代导演开始了，总之我看某名导演的片子就头晕，高粱也罢，染缸也罢，灯笼也罢，通通都是一片红彤彤在我眼前晃动，使我不由的想起文革初期在广州以及各地看到的“红海洋”！

　　还有一些时候，电影院的大门我们想进又进不去，这往往是放“大片”{这词语以前没听过}的时候。想想〈泰坦尼克号〉上演时，传媒海报铺天盖地，它们告知你，没看过这片子等于枉做人，不进电影院观看也枉做人！我想，我总不能50岁了还“枉做人”呀，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也总要活得象个人呀，于是，计划去看看，谁知到电影院一问票价，现在已忘记了多少，但肯定是让你心揪着买不下手的那个数。后来，我们干脆把那笔准备看“大片”的钱用来吃了“大餐”，然后向别人借了一张翻版的光碟，在VCD机上看着那船怎样沉下去。我觉得，它留给我的印象还不及六十年代初我看过的《冰海沉船》深刻，只不过当时的导演的水平还有限，没想到在片子中加进一段穷小子遇富家女的一见钟情的悲剧，尤其没有想到让他们在船头上做出一个惊险而日后已成为经典的展翅飞翔的姿势罢了。

　　说到对演员的评价，这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谈谈，那么我就选刘晓庆。虽则她是最受争议的女演员，又是商界富婆，但只要想想她从影25年来，立足于国内，从《芙蓉镇》到《武则天》，塑造过不少有影响的角色，就总比那些只演过一两部好片子，刚获得个“著名”的头衔，即跑到国外嫁阔佬，或嫁后数年又耐不住寂寞回来客串一两部戏的女星更值得人尊敬及追崇吧。当年我很喜爱的龚雪，殷婷茹等，如今安在哉？如果说我又少看电影又爱乱发议论，这也不够准确，因为十几年来我先后连《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等都停止订阅了，惟独《大众电影》没有停过！我的宗旨是，不看电影，也要了解电影。当然，每年的“百花奖”的选票我都没有填写寄出，因为大部分的电影我都没看过，如何去选？在此，我这个远离了电影院的旧日影迷，向全国的电影工作者表示深深的内疚！

　　我的文学之路走到今天，应该还没走完吧。科技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电子信息时代，电脑逐渐成为人们家庭中的必需品。我深感大大落后于他人，在今年6月，我终于把一台电脑搬回家。我大概有点弹琴的功底，手指敲在键盘上也不算太笨拙。由于我是语文老师的缘故，汉语拼音输入阻碍极少。我在练习打字输入时，觉得不能漫无目的，应该有些明确的内容。于是，我在键盘上一边构思，一边敲键，把过去想写而又未能写出的心声写出，把过去写了但又没写好而又不愿修改的文章再加以扩充，越写越文思奔涌，越写越发觉电脑写作的乐趣。以前我写东西最怕修改和抄正，如今在电脑上修改容易，增删自如，再加上我的佳能打印机，那更是顷刻之间见到自己的作品问世！我知道别人在10年或5年前已享受电脑写作之乐，而我到了52岁的今天才感受到，岂不被人笑OUT DAY? 不过，我也不会妄自菲薄，我比起那些买了电脑几年，而只当作游戏机用的人来说，又毕竟进步一些，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一个月，我连续敲出了《我的文学之路》，《我的音乐之路》，《我的体育之路》三篇长文章，一个月中有6万多字进账，应不算虚度了吧？可以肯定，电脑将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得力助手。

　　能够耐着性子看到这里的读者，我致以十二分的敬意，看一个在文学上并无成就而又不停地啰嗦并吹嘘的人在大谈他的“文学之路”，应是一件痛苦的事，幸而，这痛苦总算到头了，不过，在文章结束之前，再议论几句吧。对文学的爱好，伴随我走过数十年人生路，我不在乎我在文学上有无成就，有多少成就，最重要的是，文学，她充实了我的思想，我的生活，使我不至于变成一个懒于观察，懒于思考，心肠冷漠，虚度时光的人；文学，她陶冶了我的情操，开拓了我的视野；文学，她又给我提供了表露感情，诉说心声的最好的形式。今后，我还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希望能写好最后一页华章。更愿人类的文化精华，愿严肃健康的文学作品，更多地滋润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们的心田，这应是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请允许我吟哦着陆游的《病起抒怀》中的诗句结束全文：“位卑未敢忘忧国……”……

2000年7月13——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