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于廉
如果你读过周励的小说“曼哈顿的女人”，一定不会忘记其作者与于廉在黑土地上的一段感人肺腑的恋情，耳边还一定回荡着周励那深情的呼唤“于廉，你在哪里？”然而，于廉已经走了，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５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和于廉是自孩童起的好朋友，家住邻居，小学同窗，妈妈们也常来常往。于廉姓刘，我们都叫他“廉廉”。在祖国大地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大动荡之后的９０年代，我和于廉失去了联系。１９９６年冬，我正在加拿大ＥＳＩ环境仪器公司做实验时，突然接到了他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声音还是那么缓缓柔和，却更添上一层中年人的深沉了。我们聊到了小学的同学及往事，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朗朗的，丝毫没让我想到在那时脑垂体肿瘤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生命了。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小学同学的名册，但还缺几个同学的名字他再也想不起来了，让我帮他回忆回忆。几个星期之后，他寄来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一张打印出来的同学名单。他写道：“
童年时代的欢乐时光还历历在目，但弹指间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他还寄上了一张自己绘制设计的贺年卡，一行挺秀的字“祝宗嘉牛年大吉”跃然纸上。我笔头甚懒，拖了几个月还没有把回信写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封没完成的信于廉已经再也收不到了。９７年７月弟弟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说于廉已患脑垂体肿瘤去世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扪心自疚，为什么不及时给于廉回信，没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看到老朋友的回音。今日又是清明，我端详着于廉在日本的照片，他伸开双臂仰在船头冲我微笑，象是在经历了险风激浪之后在潇洒地舒展，又象准备随时乘风飞去。眼睛仍然是黑亮深遂，海风吹起他微卷的头发，背后是阳光普照下湛蓝的天空和大海。一切是那么的明朗，清晰。回忆的闸门被冲开了。我和于廉的金色的童年时光，动荡的青年时代，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和于廉都住在淮海坊，那是上海淮海中路上一条著名的里弄（旧称霞飞坊）。解放前由荷兰人建造。它位于淮海路上陕西南路和茂名南路之间。淮海中路是上海的精华此段淮海路则是精华中的精华。在此繁华锦翠之间竟然插入一片不小的静谧的住宅区，难怪它的身价要高了。象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盛佩华，大文豪巴金，鲁迅的亲家就都与我家隔行对面。巴老是于文革前离开淮海坊搬到湖南路的。文革一声炮响，一批批“新主人翁”蜂涌而入，老住户们被挤，被逼，被赶。三十年来，淮海坊被“无产阶级的新面貌”改造得一塌糊涂。我侄女９４年从美国去沪访问“祖居”时，被它的潦倒所震惊，说还不如美国的贫民区，家人苦笑不已。
于廉家住在靠茂名南路的那一排。底层是一家叫“德丰新”的南货店。如今大概已经成了茂名南路上有名的一家泡沫咖啡坊了。早上我只要在“德丰新”的门口叫一声廉廉，他那带着微卷的黑发的小脑袋就会从三楼的大窗户上伸出来。一会儿我们就结伴同上茂名南路第二小学了，从淮海坊的南昌路的出口到茂名南路复兴中路口上的茂二小学，是一段非常幽雅清静的路，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在顶部互相拥抱。在路旁有一家叫“莱佧”的小照相馆。小学毕业前，我和于廉及其他几个好朋友：裕，雄和泓一起在那里照了最小最便宜的咪咪照，并互相交换了照片，发誓今后一定要保持联系。谁知几年之后，我们各自随命运漂泊。我从上海漂到到吉林再漂到北京，最终漂洋过海定居在加拿大，那些咪咪照却再也找不到了。
于廉自小聪明过人。特别在数学和绘画上有极高的天赋。我虽然数学成绩也很好但只要一碰上带点智力竞赛色彩的题，就不知所措了。于廉却总是游刃有余，多次代表茂二小学参加区里市里的数学竞赛，捧奖而归。于廉的绘画在茂二小学也是出了名的。当时我们班上有绘画三杰：于廉，雄和伟。于廉是他们当中最强的。雄现在是某省轻工业设计院的著名美术装璜设计师。伟小学毕业后与母亲移居香港，７０年代怀揣２０美金闯荡北美，８０年代已是旧金山狮子会会长，颇有名望的旧金山年轻侨领。改革开放后我曾与伟在上海相遇，他感叹地说于廉真是天才啊。当时茂二小学的板报由高年级各班轮流负责。轮到我们班时，总是于廉（文体委员）画报头报尾和花边，我（班长）抄写正文。板报是露天的，冬天的上海，寒流夹着潮气，虽然带着没指头的手套，小手还是冻得象胡萝卜似的。我们隔一会儿就互相呵气搓手，说有个热水袋或“烫婆子”（一种铜的容器，注入热水以取暖用）就好了。我们的板报经常被评为第一。
以后不论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中学，还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于廉一直是板报，宣传画的高手。文革后又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８０年代后期到了日本，８８年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研究生班，９１年毕业于日本大学学部艺术研究所。在日本他已经是蛮有名气的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来了不少日本朋友。作为他自幼起的朋友，我想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于廉也许是不会以绘画来作为终身职业的。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到茂二小学对面的上海市少年儿童阅览室看书，于廉也在里面，正静悄悄地翻阅一本航空模型的书。我正要问他，于廉嘘了一下，让我跟他到了楼下门外，他那望着飘着丝丝白云的瓦蓝的天空的黑亮的大眼睛，忽然闪烁出天真的梦幻和挚着的追求的色彩，他说他想长大了造飞机。他和他哥哥湘商量要组织一个航空模型小组，问我参加吗？我当然参加罗。记得第一次活动由他哥哥湘讲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和我国第一名飞行家冯如的故事。湘只比我们大两岁，我们却把他看得好伟大，心都被他钩到天上去了。当时的上海只有一家叫“翼丰”航模商店，在南京西路上。从淮海坊到“翼丰”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为买几毛钱的材料，我们不管风风雨雨走来走去。从不乘车。 我们不买快干胶，却买比较便宜的香蕉水（以后才知道其学名为丙酮），把坏了的乒乓球放进香蕉水中就成了很好的快干胶了。妈妈们十分鼓励我们的节俭的行为。我的手脚笨拙，最高水平是橡筋弹射式的。以后我情移海洋，对航海模型感兴趣，以致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附中，一心想上交大学船舶。于廉却一直在航空模型上发展，一直做到牵引式以致到用蓖麻油发动机的机动式。于廉后来上了上海中学。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多少青少年的梦想，凭着于廉的数学和绘画的天赋以及他对飞机的挚着的爱好，中国一定会多出一位杰出的飞机设计师。
小学中，于廉深受各科老师的喜爱。虽然他有时有点小调皮。四年级时来了一个教体育的小王老师，于廉还悄悄地拉过小王老师的小辫子呢。我们的班主任赵可冬是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于廉曾对我说要真正理解“和蔼”这词，只要看看赵老师就知道了。文革中赵老师受尽了无数的折磨，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在毛选第一卷中被毛主席点名的在围剿井岗山中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的师长。一直到了８０年代，政府突然发现她的叔叔曾在台湾当大官，在统战中还可以发挥点作用才又想到她。可是那时赵老师已久病卧床不起了。于廉在去世以前还去看望过赵老师。
在小学期间，由于校舍紧张，实行二部制。为了不让孩子们放羊，每班组织了若干个校外学习小组。于廉与我同组。由于我家有个近２０平方米的大客厅，几年来小组都在我家活动，功课做完后，我们就开始大闹天宫了。沙发，八仙桌，红木椅，花架都被我们用作战壕，工事，沙发垫，沙发巾则被用来作为手榴弹，炸药包飞来横去。玻璃门被打碎，花架腿被折断是经常的战果。为此我没有少挨过爸爸的手心。每当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我妈妈才下来干预。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玩得汗流夹背，头上则象开了锅的小蒸笼，妈妈打开冰箱，拿出冰水和果子露，别的小朋友喝了，嘴里糊鲁糊鲁几声算是道谢，然后轰的一声作鸟兽散。于廉却每次向我妈妈微微鞠躬，说声“谢谢孙家姆妈”，然后帮我收拾战场，以免我晚上又吃手心。妈妈总夸廉廉懂事。
当语文课上到女英雄赵一曼时，赵老师要我们排一小段话剧。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子佩扮演赵一曼，日本鬼子则由解放前上海著名左翼导演史东山的侄子公来扮演。于廉眉清目秀却没有正面角色可演，委屈当了一名伪军。因是在我家排练，我是当仁不让的导演了。剧中有一个片段是日本鬼子假惺惺地向被捕的赵一曼敬酒，酒杯被女英雄一巴掌打落在地。公真不愧为大导演的后代，身子向前微微一倾，脸上堆满假笑，递上酒杯，酸溜溜的一声“请喝酒”。但赵一曼伸出的手却没一巴掌打下去，原来那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刻花高脚酒杯，女英雄一怕玻璃扎了手，二担心打碎了杯子导演晚上又得挨手心。还是扮小伪军的于廉心灵手巧，拿一张白纸三两下就叠出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高脚纸酒杯，整个剧才得继续进行下去。三十多年以后的一次聚会上，大家仍拿女英雄和鬼子开玩笑，可是那个小伪军却在也听不到我们的欢声笑语了。
于廉的妈妈和我妈妈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不仅因为是邻居，孩子又同窗（于廉的妹妹和我妹妹也是同校同班），而且她们都是“统战对象”。宇廉的父亲解放前在上海开了一个规模不很大的工厂，解放后无偿地捐给了国家，光荣地带上了“
红色资本家”的帽子，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爸爸解放前在美国在远东最大的企业
“上海电力公司”工作，是解放时极少数几个没跟老板跑到美国去的工程师之一。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一心要为新中国服务。妈妈们每周要到政协去开会学习。于廉的妈妈被分到“资产阶级家属组”，其中不乏有李鸿章，曾国藩，段其瑞的后裔。我妈妈则被划到“高级知识分子家属组”，与我们的邻居，巴金的夫人萧珊阿姨一组。妈妈们可以从政协借些内部书来看。那是一些紫色封面印着“内部读物”
的回忆录。我妈妈不知为什么尽借一些国民党被俘的将领写的回忆录，于廉的妈妈则借一些讲旧上海资本家之间尔虞我咋的书。这些书的内容对上小学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太沉重了一些，不知妈妈们为什么允许我们读。我和于廉还交换着看。我们的思想比较早的成熟起来。这一星期两次的政协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以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附中学习，于廉则在上海中学上学。交大附中位于上海东北郊的江湾，上海中学位于西南郊的梅陇镇。我们都住校，只有在星期六傍晚才能回家，星期日傍晚必须回到学校上两节晚自习。我和于廉的接触少了。有一次，我陪妈妈上街，正好碰到于廉和他妈妈，妈妈们见了，都夸对方的孩子好，埋怨自己的孩子不懂事。我和于廉只好背着妈妈们做鬼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妈妈们的脸上充满了阳光。
可是这和煦的阳光很快被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替代了。淮海坊这样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成了红卫兵的重点战场。全里弄除了住在由原来的汽车间改造的房间的家庭外，９５％以上的家都被抄了。大概是上天保佑，我家竟躲过了被抄家的厄运。我爸爸的工作单位“华东电业管理局”大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文质彬彬，没有很多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我家的三楼却被“主动”地让了出来。当时房管所的 xxx 硬要我妈妈把三楼腾出来，我妈妈说我们家又没被抄过，为什么要我们退房。xxx 恶狠狠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家，会没有四旧吗？我可以马上叫红卫兵来抄你家，叫你主动退还是对你客气的了”。吓得我妈妈乖乖的把房票本交上去了。结果倒是“退房免抄”了。
在那些日子里，淮海坊的居民们最害怕的就是出现的红卫兵的歌声，口号声和卡车声了。此声一响，又不知哪一家要遭殃了。不少的同学的家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就在我家这一排约十几栋房子里，几乎没有没被抄家的。裕的父亲，雨的父亲，勤的父亲，岳的哥哥都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从文革前盼周末回家变得怕回淮海坊了。那发生在那里的血淋淋的跳楼，自缢，开煤气中毒自杀，使我胆颤心惊，一踏进淮海坊就感到恐怖，压抑乃至窒息。搬到湖南路的巴金一家也没有逃过恶运，萧珊阿姨被强制扫街道。１９７３年妈妈在淮海路上无意碰见巴老，她因患视神经萎缩，已经看不太清了，还是巴老认出了“钱大姐”（淮海坊的老邻居都称我妈妈为“钱大姐”），他显得格外衰弱和憔悴，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他静静地告诉我妈妈，萧珊阿姨已经去世了。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样一个穿着极旧的中山装的憔悴的矮个老人就是那个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一腔火热的激情和一支如橼的大笔的一代大文豪。就在我的淮海坊的同年好友中亦有人遭到不幸，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方被打成反动学生，被剃了阴阳头，再被浇上了墨水。
灾难终于也降临到于廉家头上。一个周末，我刚一到家，妈妈就对我说于廉的爸爸在家里的卫生间自缢身亡。我的头嗡的一下，难道祥和的刘伯伯就这样永远走了吗？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害怕见到于廉，害怕见到他家里人，根据十几年的党的教育，我应对于廉说：勇敢地和资本家的父亲划清界线，可是理性，人性和友谊却让我拥抱于廉，分担他失去父亲的巨大的痛苦。大概由于上帝的安排，竟让我们几个月没有见面。可是文革的苦难不久又把我们两家牵涉到一起了。
六七年的夏天的，一天晚上九点多，我在家里看电视，楼下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我们全家的心都一下子荡了起来，这样的敲门声凶多吉少，开门一看，哆哆索索的于廉的妈妈的身后跟了五六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于廉的妈妈说蒙自中学的红卫兵又要抄他们的的家，可是于廉的爸爸的单位的造反派说任何别的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家的话必需首先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天晚了，只能借你们家的电话与单位联系一下。这些红卫兵上了楼，却不急着打电话，从这房走到那房，东张张西望望，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最后竟不声不响地走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果然，第二天，居委会主任任阿姨对我妈妈说这些红卫兵问我家是否有问题，如有的话，他们要抄家。这时社会上大规模的抄家风已经过了，红卫兵行为有所收敛。任阿姨对他们说没听说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我姐姐还在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任阿姨要我妈妈做好准备。第二天傍晚，红卫兵又来到了我们家，向我们家“借”电视机和电话，我妈妈知道了底细，与他们据理力争，结果电话还是被红卫兵“征用”去了，并留下了“借条”。于廉的妈妈后悔莫及，多次对我妈妈说她不应该“引狼入室”
。几个月后，电话局知道我家的电话被拆走了，要我家赔偿７５元，说我们没有权力把电话给别人。我妈妈拿了姓Ｘ的红卫兵留下的借条去了位于卢湾区南部的蒙自中学，才知姓Ｘ的红卫兵头头已经被抓起来了，学校给了我妈妈Ｘ的家庭地址，要妈妈向他家里索赔，妈妈看了看周围破烂的，墙能被一脚踹倒的棚户区的房子，苦涩地摇了摇头。直到七十年代末，于廉，裕，泓，雄在我家会聚，在二楼看到了新装的电话，又回忆起了这场“借电话”风波。
再见到于廉时，我也已经失去了亲爱的爸爸。鬼使神差让爸爸在最最动荡的“
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做了一个肺部良性肿瘤切除的大手术。本来爸爸能在专为高干，高知服务的华东医院作手术，可是在这动乱之际，爸爸在那里的病历都找不到了。改在胸科医院做，手术没做好，碰伤了主动脉，大量地输血。可是输入的血中带有当时没法检验出来的Ｃ型肝炎病毒，在１９６７7年早春三月的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爸爸带着无限的遗憾走了。
我和于廉邂逅相遇在淮海中路襄阳路口的襄阳公园，我们象童年时一样躺在幽幽的绿草地上，望着浩渺无边的瓦蓝瓦蓝的的天。丝丝白云仍在轻轻地飘逸，但是我们的心却比冰还冷比铅还重。在于廉的眼中再也没有那种追求，自信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缕缕的伤感和迷茫。他告诉我是他亲自把他爸爸从绳上抱下来的。巨大的悲痛压抑了一切。他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心完全麻木了。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爸爸主动把厂捐了，十几年来，听党的每一句话苦苦地改造自己，最终党还是不信任他，社会还是不能容纳他。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前途会是如何。我无法回答他的任何一个问题。我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在他临终前十几分钟，忽然从昏迷中醒来，坐起来问我哥哥，三楼退还给我们了吗？ 爸爸为新中国的电力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１９５０年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的时候，爸爸冒着生命危险在炸弹底下抢修发电设备。以后作为华东电业局负责基建的总工程师，长年累月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华东各地的电力建设基地。爸爸多次受中央的重托，为国家进口大型发电设备把关。如今却受小小街道房管所的小丑的欺压，使他死不冥目！于廉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夕阳的光芒透过正在拆除的公园西面那座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宝蓝色的洋葱头式的顶部洒在草地上，可是那余辉却丝毫温暖不了两颗冰凉的心。我们没有再说话，默默地为离去的亲人们悲哀，为那金色的童年的永远消失而惆怅。为不可知的前途而迷茫。
虽然彼此的家庭都遭受了不幸，可是于廉和我都满怀着对革命的天真和对毛主席的忠诚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上海中学和交大附中这两所重点中学是全上海中学文革运动的最激烈战场，上海中学的“红西南”，“十红”和交大附中的“东方红纵队”，“中串会”都是当时一些响当当的组织。我们都看不起所谓的“逍遥派”，因为自幼起我们都是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列的。我和于廉都被当时流传的“到中美之战，见孩儿们的红心”激动不己。我们盼望着有一个机会来证实我们对革命的忠诚。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被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我和于廉都是６８届，全部上山下乡，一遍红。我和于廉十分兴奋，因为那个能证实我们的忠诚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于廉来找我，说他已经决定去黑龙江兵团了。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与当时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头面人物一起准备步行去井岗山插队，他约我一起去。我还在犹豫。于廉说，那头面人物曾代表中国中学红卫兵参加过由姚文元带队的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我和他们是合不到一起去的。结果我去了吉林延边朝鲜族聚集的长白山插队。我们双双“闯关东”。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页。
我和于廉分别时，按当时的流行的做法，我送了他一本日记本，抄录了一首红遍当时的诗，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几句：
问君何日再相逢
笑指沙场火真熊
……
猪圈岂生千里马
花盆难养万年松
……
似水柔情何足道
堂堂铁打是英雄
现在看来，这诗只不过是一些豪言壮语的堆砌，但和“到中美之战，看孩儿们的红心”一样，它激励着当时整整一代有志青年。我去的长白山区，位于中朝，中苏边境。于廉去的北大荒兵团所属的师大概在黑龙江的甘南附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由于他的成份关系，没能分到与苏联接壤的同江，黑河一带。从繁华的大上海一下子到了环境严峻的白山黑水，不管红五类还是黑五类的子女，都面临着“
战天斗地”的考验，大家在同一天平上，是好汉是孬种，一下子就筛选出来了。我和于廉的通信不多。记得我曾告诉他，我们的集体户１１人，不管生产队的活还是集体户的事，大家尽力干，到年终，不分男女，不分身强体弱，大家所得的工分平均分配。于廉回信称赞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型。１９７２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学习物理。同一年，于廉的处女作，油画“我们是光荣的兵团战士”在黑龙江发表。从此我们的生活轨迹便落定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入北京。于廉先调入哈尔滨美院，后考入中央美院连环画系研究生。自７７年起，他的创作热情一爆不可收拾。发表了油画“解放”，连环画“伤痕”，“枫”，“张志新”（因故未被发表），“九色鹿”，“黄河的故事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是紧紧地扣着时代的脉搏的。在日本，他的“众相生”，“紫禁城”和飞天系列，音乐系列，海的系列等都获得各种大奖。
我们几个于廉的好友隐隐约约听说于廉在爱情和婚姻中遇到一些波折，可是每次聚会，他总是神采飞扬地叙述他的艺术创作，丝毫没有流露一点伤感。可是于廉的爱情旋涡还是差点把我也卷了进去。在７０年代后期，我回上海过春节，我妈妈神秘地对我说，于廉的妈妈对她说，有一个女孩子苦苦地恋着于廉，可是她要出国定居，于廉却不愿去，于廉的妈妈想把这女孩子介绍给我，因为她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放心我和我的家庭。我说妈妈们大概老糊涂了，这女孩子爱的是于廉，爱情是能转让的吗？
１９８１年，我妈妈中风，我从北京回上海照料妈妈。正巧于廉也在上海。我们几个便汇聚在我家中。于廉谈笑风生，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修练”几个月的经历。他说经过这次“修练”，他的艺术境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他说每一个中国的艺术家都应到这艺术的宝库去汲取灵感，升华意境和提高技巧。
正当于廉的艺术生涯处在顶峰阶段时，无情的脑垂体肿瘤侵袭了他。发病后，他曾在日本用ｇａｍａ射线治疗过，没有见效。１９９７年春节回上海治疗。准备再做手术，谁知在预交了几万元的手术费后没几天，他突然撒手西去。
于廉对自己的病的最终结局是有预感的。１９９８年我在上海碰见怡，她含着眼泪告诉我，１９９７年春节，于廉邀请老同学到他家聚会，临别时送大家出了家门，当大家已经走远，怡猛回头却看见于廉正在对离去的老同学作日本式的深鞠躬。他大概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和老同学作最后的告别。我在加拿大，即没赶上这次最后的聚会，也未能参加与遗体告别。苍天茫茫，我们两个自幼的好朋友从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永无相逢的机会了。
在我和于廉的最后一次越洋通话中我感慨地告诉他，一次在上海的饭店中，竟被人尊称为老先生。我真觉得不服气。于廉听了哈哈大笑。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少年起就有着一个美丽的梦，这个梦始终没能圆，然而我们却从未放弃过对梦的追求，所以，我们永远年轻，甚至可以说是童心未泯。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我们永远不会老。
于廉和我，在小学时是循规导矩的好学生，在中学时是奋发向上的好青年。即使在文革的风暴中，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在几乎要压断脊梁的艰苦劳动中，我们虽然有过短暂的迷茫和失落，但我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和追求。我们不畏艰难困苦，不信邪恶势力，容不得不合理现象，我们终于胜利了。现在在老三届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我们最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当我们最需要书本长知识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当我们进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遇到了“下岗”。总而言之我们是最最生不逢时的一代。此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文革前，我们受到了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在文革和上山下乡中，我们经受了严酷的磨炼。改革开放后，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允许私人经商，开放出国留学等等。这些机遇你都抓到了吗？在困难和机遇面前，你去拼搏奋斗了，还只是虚幌一枪落荒而逃，甚至自暴自弃，却在一旁哼哼叽叽地唱衰呢？没有一种拼博奋斗的精神，即使让你年轻二十年，三十年，在高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经济跌宕起伏的今天，你将仍然是个失败者。亲爱的老三届的伙伴们，我们的生理年龄还有几十年，我们的心理年龄还很年轻。振奋起来，从身边一点一滴可行的小事做起，去开辟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吧！
明天，我将把未能寄出的给于廉的信烧成灰烬，伴着我家花园内郁金香的花瓣，撒入维多利亚的海湾，因为那里的海水是连通太平洋的。在大洋的彼岸，便是我的故乡，于廉就在故乡的青山秀水间安眠。让那些灰烬和花瓣带去我对于廉的永恒的怀念和对仍在故土上奋进拼搏的朋友们的美好祝福。
孙宗嘉 寄自加拿大
摘自[http://www.snian.com/memorials/19970705/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