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对谈      

　陈思和的总结发言

来源：陈思和

　　今天整整一天我都在学习中。我过去较少出现在这样的会议上，但并不是我不研究世华文学，我主要专业在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我一直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比较文学的一部分。

　　我觉得世界华文文学大致上有三类，一类像戴小华这样的华侨文学，她是从台湾去马来西亚的，老家在沧州。马来西亚（包括东南亚）有很多华侨，还有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的华文文学，虽然用华文写作，但我认为应该属于马来西亚文学的一部分。东南亚，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很多国家是多元文化国家，他们的文学也是多元的，当然他们也有主流文学（比如马来文学），也有民族文学，华文文学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马华文学要注意到国别的概念，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第二类是台港文学，也包括澳门，这一大块地区原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1949年大陆和台湾分成两个地区，有很多作家从台湾去了国外，也有的在台湾出生，或者是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本来就是客家的、闽南的，或者台湾原住民，这是非常特殊的形成。从大的政治背景下，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其实里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包括语言、制度等等，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研究这一块，不能不研究台湾文学。更有一些舆论说中国大陆不属于世界华文的范畴，中国的概念和台湾的概念，变成了两个领域，现在一些人为划分的学科就会发生这些倾向性问题。在我看来，香港澳门不用说，台湾文学也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讲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从1895年开始讲起，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分成两类地区，一类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学，还有一类殖民地的文学，包括香港、台湾，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等等，中国文学一直在是殖民地文学和半殖民地文学双重变奏中形成的，殖民地的台湾文学当然是中国的文学一部分。没有理由独立出去变成“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

　　第三类，与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作家有关。像张翎、王琰、施玮、卢新华都是复旦的学生，不能因为他们出国了就算作外国作家了，国籍有那么重要吗？我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出国了，现在全球化了，但从文化和语言意义上看，他们的创作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就像当年郁达夫、郭沫若他们的创作一样。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故意回避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

　　徐学清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学，不久前与我有过一次讨论。她的观点是，张翎陈河都属于加拿大作家，她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开课，就是讲加拿大的华语文学。我觉得张翎、陈河将来的国际地位高了，加拿大的学界会慢慢接受像张翎陈河这样的华裔文学，我一点不反对。如果加拿大文学史上把张翎陈河写进去，这是好事，但问题是今天的加拿大文学史不会写张翎陈河，即便会，也不会像中国大陆学界对张翎陈河有那么深的理解，他们都是华语作家，作品主要读者都是中国人，能够指望加拿大的读者那么理解他们吗？加拿大的文学工作者，主要研究英语和法语作家，当他考察一个中国作家，而且使用华语来写作的，我想在加拿大不会受到那么深刻的重视和理解，我是这样看的，张翎陈河当然是中国作家，严歌苓当然是中国作家，所以我在文学史上会写严歌苓和张翎的章节。我们不关心他们，谁来关心他们？

　　所以在今天，世界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概念，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然可以存在的，就像以前有人提出离散文学、移民文学、留学生文学，等等，都是可以用来概括的。但作为一个学科是不合适的。我就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立场来研究这些海外作家、台湾作家和港澳作家的，我的评价也没什么特殊，我觉得张翎、严歌苓的小说就是应该放在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文学创作的水平线上进行考量和评价，没有什么好特殊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应该有另外一种标准去衡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华人作家走向世界毕竟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大批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背景是成为世界性因素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海外作家，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我觉得这样的研讨就非常有意义。我特别喜欢刚才陈瑞琳的发言，一开始她讲张翎那段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优秀的、高水准的评论家，这是海外作家的福气。她能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环境中，对海外作家的创作做出整体的推介非常了不起。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国内学者要研究一两个海外作家可能比较可行，要整体把握，确实有困难。首先资料收集就有困难，现在很多资料都是靠作家自己送的，很多东西就不能系统来把握。当然我们也有责任配合陈瑞琳他们多做点这样的工作。比如像今天的会议，这是很好的尝试。

　　在海外的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现在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上，这个瓶颈非常明显。为什么？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这是一个人为发起的文学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文学，从古到今都是爱好文学的人用文字写下来的，爱好文学的人不一定有什么使命，只是出于一种爱好，用各种形式来取悦于大家，也表达自己的感情。文学史上大多数文学创作，要么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要么出于个人对世界的思考，要么为了卖钱编故事，无非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精神现象，是一种自然的文学。

　　到了宋元明清，逐渐有了市场，有了说书人讲故事，有了市井文学。文学一直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就不一样了。“五四”时期中国已经被纳入到世界的格局里去了，这以后的文学，不再是一个自生自灭、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过程，它是一下子看到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以西方为榜样，要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托尔斯泰、歌德、雨果都搬过来了，模仿他们创作出一种文学，这个文学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在一个巨大的力量推动下产生的文学运动，这种文学充满才气也充满戾气，充满对社会的控诉和批判，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启蒙的思想武器。

　　这条路，培养了至少五代到六代的作家，一直到新世纪，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五四”新文学推到一个极致了，1990年代开始就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越来越差了。而我觉得现在的文学总体上肯定要比“五四”初期的文学优秀。但是它有一个传统延续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带着巨大的观念去写作，我们要通过文学去改造社会，要表达人性，是带着观念层面的东西来从事写作的。

　　但是，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就不是这样了。新世纪以后的生活变化之大，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有了网络，有了新媒体，大量的人都参与到文学中来，今天的文学活动不是少数人，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谈文学谈出来的，而是网络上千百万的人，人人都可以谈，人人都可以写，人人都可以变成作家。这种状况下，大量的文学创作又还原到传统的、随着生活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自然的状态。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文学观念，是有冲突的。记得我担任复旦中文系系主任的时候，系里有位老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对我说：你做了系主任，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金庸现在到处在大学里兼职，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都是兼职教授，你千万要守住阵地，不能让武侠小说进入到大学课堂。”其实金庸的影响，他文学的地位，大家都明白，但是学院里还守着传统观念，就是必须按照我们的观念做的文学才是文学，其他都不是文学。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不攻自破了，80后、90后的作家都去写类型小说了。现在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纯文学，我们认为的主流文学，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分化非常之大。我们以前的方法已经失效了，我们的文学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我们原来的很多规范都已经失效了，新的能够辨证解读文学的理论都跟不上。21世纪未来文学要怎样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走得好，可能会产生非常好的新的文学，如果走得不好呢也可能变得非常混乱。这就是我说的现在遇到的瓶颈。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海外文学出现了一个奇迹。

　　在今天，大陆第一代出国的人大概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总归有一段时间要付出代价，在外面挣扎生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海外作家产生的效应。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如果讨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我肯定会提到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凭借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的实力，我们中国文学的空间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全球都有影响，我们华文文学流转的空间扩大了，这是我们今天重视海外作家的原因。

　　那么，我们再来看海外作家对我们提供了什么？我这方面经验有限，我只是站在个人的有限的阅读来考量。首先，中国作家在海外从事创作，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它是“五四”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在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巴金、王独清、李金髪、徐志摩等人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但是这些文学雏型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衰落了，而且，即使在“五四”时期的海外题材的文学作品里，作家所刻画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是很萎缩很痛苦的。与今天海外文学中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刚才看到周励那么激动地说话，我就想明白了，原来她这个个性跟她的文字是一样的，就是说周励这么坦率的人，就是会产生这么有精气神的文字。海外中国那么一大批人，他们凭什么要出国？凭什么这么挣扎要到国外去？到国外去凭什么要写作？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去海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股巨大的欲望，有的想发财，有的想谋生，有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为了过更好的日子，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巨大欲望，这个欲望是人的生存的天赋权利，因为中国当时太穷，大家都想冲出去。另外，这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问题，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禁锢很多，国外至少在精神上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空间，所以大批的知识分子，大批的年轻人，宁愿从打工开始，从最艰苦的工作开始，也要改变一个活法，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大的精神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果。

　　有些作家原本在国内离功成名就一步之遥了，但是他宁愿把这些名利地位都抛弃，换一种活法，他们有的先去下海经商，后来又把国内事业抛弃，出国打拼去了。这样人生的几次大转变，不是说一定就会成功，但是他是在努力地找寻自己--不靠组织安排、不靠领导分配，就是靠自己努力来掌握自己命运。这一股精神力量，源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能够这么往上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体量，靠的就是这个精神力量。

　　这样一大批人到了国外，这股精神力量就促成海外华人巨大的成功，不是说过上好日子才是成功，至少在精神上，应该获得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层面--解放的层面，自由的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那个1990年代初，就体现出来了，那就是“我成功了”的喜悦与骄傲，我就要成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就是一股精神，我赶着往上走。周励在她的作品里表达了一个新的形象：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受欺侮受委屈的形象了，“我”就是敢发财，就是敢追求名利，追求事业，“我”什么都敢，“我”就是了不起，她表达的就是这么一股精神，这是改变中国人形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另外还有一种中国形象。我要讲到严歌苓，我为什么喜欢她的小说，前面有位发言者已经把我的意思都说了，但是他的表达跟我的表达不一样，他说严歌苓是同情弱者，她是比较喜欢弱者，但我认为她笔下的弱者，心里有大海，虽然是弱者但心胸非常宽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写的那个妓女扶桑，一个被人欺负得什么都不是的人，像一块抹布，脏得不能再脏，破破烂烂，可是她显示了这种人性的庄严和伟大，她的伟大是你不可以征服她，你没办法征服她，严歌苓与周励是完全相反，她写的人物，就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被蹂躏、被欺负的形象，但是她有时很坚强，为什么？她没有被搞死，没有被赶回去，就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严歌苓写这个女性，一个被损害的女性，她会写得那么好，她其实不是表达软弱，是表达我们民族的伟大。也许这个伟大很可能会被东方主义者所利用，我当时也跟她讨论过这个事，她把我们民族落后、软弱的一部分展示出来，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她写了中国民族性是不可以改变的，也不需要西方来拯救，也不需要西方来同情，我们就是这样存在下来的。

　　我觉得这种观念，包括她后来写国内题材的作品，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也是这样写的，这一种东西在过去的海外文学里是很少看到的，许地山的小说里写过一点，但不是多见。这是中国海外文学当中最精彩的题材。

　　其次，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继承、强化了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核心力量是批判的力量，从鲁迅开始，就是对中国社会的落后、颟顸、专制、愚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我们抽掉了文学中的批判因素，那么就丧失了新文学的精神，与那些通俗小说、类型小说差不多了。因此新文学必须有一种力量能够触动当下，让读者认识当下，用文学来表达我们当下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通过批判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是文学的使命。

　　如果说，只要“五四”新文学传统还存在，批判精神就是不可改变。但是现在国内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被严重弱化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新世纪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产生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但是真正描写现实当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批判性的描写，非常少。余华写了《兄弟》算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可是《兄弟》出版时，反而遭来国内批评界一片骂声，这么深刻地批判现实问题的作品，我们评论家难道看不见？都看不见？

　　像鲁迅先生说的，要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我反而在海外作家的创作里看到了。可能是在海外的作家没有在中国国内近20年来的社会经历，他们还是保持了对文学的童真，他们还是沉醉在文学干预社会、批判现实的文学观念里，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卢新华的小说，非常直面人生，像《紫禁女》《伤魂》写的就是中国史。他在大的立意象征里面有很多刻画，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敏锐性和批判性。

　　我举个例子，《伤魂》里他写了一个人物幻想自己做皇帝，欲望野心越来越膨胀，后来犯事了，为了逃避惩罚，就装疯卖傻，变成一个疯子满地爬。我开始读的时候还以为这个人物真的疯了，但其实他没疯，他是为了躲避法律追究而装疯。这样两个极端的意象，一个野心勃勃的真疯子，一个是丧家犬似的假疯子，就这么联系在一起了。卢新华的尖锐性，就是看到中国被这块封建流毒渗透了的土地上，什么样的怪现象都会出现的。他写了一个小的现象，却成就了一个大的隐喻。他还是保持了1980年代的启蒙思想。这样的写作，海外作家中较为突出的还是严歌苓，像《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等等，有些内容是大陆作家没人写的。他们把中国的问题往深刻里走了一大步。

　　第三，出现了大量的新题材、新经验。比如说张翎的《金山》，非常好的一部作品，对华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史诗性的东西，我们过去没有。严歌苓的《扶桑》写到一部分，稍微写到移民生活，就跳过去了。而张翎则完整地写出来了，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毫无疑问是有地位的。

　　这次看戴小华的作品，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她写就是“离散”史。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相似类型。她写了家庭的离散命运，写了她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也不在身边，不知道他在中国大陆的哪一个地方。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在海南岛旅游。她这样写，把人与人的天涯海角似的关系都写出来了，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是发生在她自己亲人身上的事情，就让读者更相信这样的故事。过去大陆写作者的经验里往往没有台湾部分，而台湾一般也是排斥大陆的，而戴小华跳出了海峡意识，这是特有的经验。这个经验是非常新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的。

　　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出国的，充满了理想，对文学、国家、历史的看法都比较纯粹。刚才有作家发言时说到施玮的灵性文学，我很感兴趣，相信你们会写出一批深刻的，我们过去文学史上所缺乏的新作品。这是我们研究当代文学不能忽视的一块领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