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露压烟啼千萬枝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欢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多年的一个心愿，曹丕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盡，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後。”但是编者的心情也并不轻快。一来，“六朝在文人心目中是烟波浩淼而又华丽奢靡、馀香缭绕的时代，‘江山三秋後，风月六朝馀’，风月的六朝一直生活在诗人的梦中，直至近代诗僧曼殊，仍在延续这样的梦：‘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实际上，六朝可谓‘乱世’，朝荣夕败，命不在我，生亦何艰！”（*1）二来，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遊，良有以也！“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时光之船载着我们向前漂流，却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点。”（*2）不觉已是而立之年，诚如何其芳所说“我身边落下了树葉一样多的日子,为什么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本书的最初编写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编者是一直很欣赏文人毛泽东的。他的诗词悲壮豪迈，其中《忆秦娥·娄山关》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娄山关对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悲壮的复出，这也是他平生写得最好的三首词之一，不妨录之供欣赏：“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七律·到韶山》诗则描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画卷，具有极强的艺术概括力，深为编者喜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一生畅游古籍，熟读史书，在各种场合对古典文学多有引用，对历史人物也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如评谢灵运：“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读《南史》时，深深被善用兵、豁达大度、谦虚朴素、善于调查研究的南朝梁名将韦叡的事迹所打动，“敢以数萬敌百萬，有刘秀、周瑜之风”，甚至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他又极为欣赏梁将陈庆之（不是刘宋名将沈庆之）的军事才能，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对能文能武、最后困死臺城的梁武帝，他引五代罗隐《筹笔驿》诗中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评述了前期富有军事谋略和后期“独任成乱”的两个梁武帝。评李世民的军事才干时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评司马光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离开西柏坡进北平前，他评价李自成则说：“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评价中国教育史曰：“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对外国领导人，他也经常引用古典诗文。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辞别毛泽东时，毛引用了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表达了他独有的心境。他又曾评孙膑曰：“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则毛亦“千古高手”矣。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中“和‘聖人’对话”部分评析：“毛泽东和鲁迅，两位伫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在鲁迅已逝去多年，在山头上很少看见别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也只有同鲁迅的遗著对话了。在对话中，越发感到鲁迅的伟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汉那次谈论鲁迅的时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聖人，中国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学生。’在一片‘萬岁’声中，毛泽东竟说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肯定令听者匪夷所思，莫名惊诧，或者只是那么一听而过，不会当真。是呵，谁能去理解他呢？谁能真正沉浸下来去体会他愿做鲁迅这位‘中国第一等聖人’的学生的心境呢？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个‘聖人’之论，也很不容易体会到其中的真谛。”（*3）1972年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他曾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这几句诗也有点“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意思。毛泽东的心曲尤其晚年心曲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永远的谜，即便是后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晚年病重时又尤喜诵读六朝小赋。1974年5月，他布置注释“大字本”《雪赋》、《月赋》、《恨赋》、《别赋》、《枯树赋》。毛泽东一生爱好文学、博览群书，何以独偏爱上述五赋？编者由此对六朝文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聖矣！”
　　自《昭明文选》以后，尤其唐宋以来，文学选本的编纂如百花齐放。宋代以下，更因科举制度的影响，使得选本不再只是辑录文章，更多的是加以批点，以供学子学习，因此代代均有各种选本。经过各朝的不断选择，佳作一再被选入，析解其创作技巧，作品的意义也因此呈现。但自刘勰提出“晋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又《时序》：“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沖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雲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观点之后，后世唐代的古文运动、明清的前后七子、唐宋派、桐城派等都以“秦汉文章为古文”，六朝文章也因此备受人们的偏见。宋明清主要的文选如《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範》、《文章指南》、《古文析义》、《古文眉诠》、《古文辞类纂》等几乎都对六朝文不选或选录很少。实际上六朝时期各种思想活跃，文学被视为抒发情感的工具，回归了其非功利特征，体现了审美观念的发展，并在多方面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说：“对六朝文章的总体评价，中唐以后普遍较低。宋人甚至认为六朝无文，惟一可取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观止》于六朝仅取数篇而已。原因在于他们过分重散轻骈和崇儒术抑佛道。今天必须纠正这种片面性，应该承认六朝文章是先秦两汉至唐宋两大高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无论内容形式都比两汉文章更加丰富多彩，为唐宋散文和骈文的更高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心中萌发了编写一本关于六朝名文通行本的想法。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总想把六朝古文最美的音符献给读者。“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希望读者看完全书，能对六朝文学乃至中国古典文学有个初步认识。在体悟传统文学深厚底蕴的同时，虚心学习前人的语言艺术和情感表达，并转化为自己的一种书写能力。如能表达认同，传递感情，那更是编者的最大心愿。《焦氏易林••泰·明夷》所谓“求兔得獐，过其所望”，是也。
　　本书的选文，虽选录了赋、令、表、疏、牋、书、移文、序、祭文等一些文体，但未能像《文选》、《古文苑》、《六朝文絜》、《古文辞类纂》等那样进行归类选录，有些文体如诏、敕、教、策问、启、对、状、颂、述、赞、箴、论、记、原、戒、符、约、铭、碑、诔、判、解、说、祝文、露布、题跋、行状、谥法、谥议、埋铭、连珠等亦未能选录（关于文体，详《文心雕龙》及明吴讷《文章辨體序说》、徐师曾《文體明辨序说》等），存有不少遗憾。还有许多六朝名文包括祢衡《鹦鹉赋并序》、孔融《论盛孝章书》、曹操《军谯令》《遗令》、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曹丕《典论·论文》《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求自试表》、诸葛亮《诫子书》《临终遗表》、李康《运命论》、阮籍《大人先生传》、张载《剑阁铭》、羊祜《让开府表》、刘伶《酒德颂》、潘岳《秋兴赋并序》《马汧督诔》《闲居赋》、陆机《弔魏武帝文并序》《文赋》《歎逝赋并序》《豪士赋并序》、左思《蜀都赋》、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王羲之《与会稽王牋》、孙绰《遊天台山赋并序》、陶渊明《闲情赋并序》《感士不遇赋并序》《自祭文》、颜延之《陶徵士诔》《祭屈原文》、鲍照《舞鹤赋》《瓜步山楬文》、江淹《诣建平王上书》、范缜《神灭论》、吴均《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刘峻《辩命论》《廣绝交论》《重答刘秣陵沼书》、萧统《陶渊明集序》《文选序》、祖鸿勋《与阳休之书》、萧绎《采莲赋》、宇文护《报母阎姬书》、庾信《春赋》《至仁山铭》、徐陵《在齐与僕射杨遵彦书》，及陈寿《三国志》、范晔《後汉书》、沈约《宋书》等史书以及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中的许多名篇，文学性、流传程度或相对不及入选作品，又因篇幅所限，考虑本书特点，只好忍痛割爱。计划以后在《六朝名文赏析》（续）中参考高步瀛《魏晋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特色，完全按照古文选本的形式选注60篇，分为正文、校勘、笺注、作者简介、题解、集评六个部分，力求一脱繁缛，简明扼要。（上）、（下）注释繁琐，又将校勘、注释连在一起解释，颇为混乱，在（续）中分之为校勘、笺注。校勘专门陈述校记，笺注则主要注释典故和重点词语，一般易懂词句不再出注。题解中仅就写作背景和主要艺术特色进行简短述评，不再长篇解说。集评中亦扼要录取评语。如此，则上下续合璧，共选录100篇，六朝名文亦选录得较为客观、全面。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六朝文学是华丽、唯美的，尤其这时期的骈文佳作络绎不绝，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体裁，在艺术上积极探索，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但亦不宜过分夸大其作用，首先六朝文学尤其南朝骈文由于思想内容单薄空虚，刻意追求形式美而忽视了“载道”的功能，一些弊病也是很明显的。因此本书在赏析与集评中，也分析、选录了不少有关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缺点方面的内容。又隋初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詠。遂復遗理存異，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雲之状。”其次，作为文学研究、评论者，须持客观冷静态度，“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正如贺仲明评《平凡的世界》所说：“《平凡的世界》远非完美，评论界和读者对它一片赞美之声，却缺少必要的清醒的批评，自然体现了评论界和读者接受上的缺陷。”又如红学家俞平伯评《红楼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其《红楼梦辨》认为《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地位也并不高。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是十分必要的。
　　当今市场经济讲究速成、实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古文爱好者也往往想通过几本赏析方面的书籍就能达到提高文学修养乃至综合素质云云之目的。于是，鉴赏类古文书籍又开始有些泛滥成灾，在这商品化的时髦风潮背后，一些著作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一些研究者、爱好者、职称评定需要者更是粗制滥造，草率出书，书中多泛泛而谈，人云亦云，又抄袭蹈袭，错误之处亦照搬不误，缺乏严谨的学术态度。一些出版社也因各种原因而照出不误，严重损坏了常年积攒下来的信誉口碑和读者的利益，长此以往，得不偿失。相反一些大家、教授等专业学者往往比较严肃，多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其出著作功力深厚，成一家之言，汲古后人，惠泽学林，正所谓“盛名之下，固无虚士”。本书初稿完成后，亦曾有读者问及较好的六朝文选本及相关通俗书籍，在这里仅就编者个人认识、仅主要就六朝古文赏析方面略作回答。文学批评史中南朝梁鍾嵘《诗品》（曹旭《集注》）、刘勰《文心雕龙》（詹锳《义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殷孟伦注）、清孙梅《四六丛话》（李金松校点），古代文学总集、选本中南朝梁萧统《文选》（《四部丛刊》影印宋建本、清胡克家刻本及清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梁章鉅《文选旁证》）、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沈德潛《古诗源》、许梿《六朝文絜》（黎经诰笺注），现代选本中高步瀛《魏晋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钱伯城《古文观止新编》、尚永亮刘尊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萬光治尹占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册）、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胡晓明《文选讲读》，文学史、文学史料、通论中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沈玉成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刘跃进《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鉴赏辞典中吴功正《古文鉴赏辞典》、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徐中玉《古文鉴赏大辞典》、陈振鹏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崔承运刘衍《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袁行霈《历代名篇赏析集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吴小如王运熙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别集中赵幼文《曹植集校注》、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小说地理杂家类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文化通史中曹文柱《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版本学中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当然该书所引资料有些未核原文，亦偶有舛误），字典工具类中许慎《说文解字》、王力岑麒祥蒋绍愚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徐復徐中玉等《古代汉语大辞典》等等，均为博大精深、极见功力之作。另外，史书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前四史、《晋书》、《南史》、《北史》及《资治通鉴》，类书中《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四部丛刊》中六朝文别集，近现代刘师培、鲁迅、黄侃、陈寅恪、王瑶及近年来研究六朝文专家学者等的著作、论文集不一而论。此外，国学大师钱鍾书的著作亦不可不看，尤其《管锥编》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部分极具参考价值。这里还附带介绍一本研究中古文学的大作——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该书考证的条目主要包括作家生平事迹、作家生卒年、作品的写作年代、对前人成说提出的商榷、杂记杂论等诸多方面。酌蠡知海，创获极多，是近年来少见的力作。读过该书，更觉六朝文学史料之深广，而作者治学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知识、非凡的眼力是不可能做好这件事情的。作者的考证基本都建立在真实可信的事实基础之上，并充分尊重和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可以确切考知的问题，必定考察清楚，绝不含糊其辞；对于材料不足，暂不能下结论的，也绝不做主观妄断。虽偶有失误或商榷之处，如萧子雲生卒年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黄觉弘《三则辨疑》等，但总的来说集六朝文学史料考证之大成。看完这部大作，编者只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六朝文学史料几乎话说到头了。
　　现在经济提速了，似乎也带动了写书提速。人们常说某某作家在几年里就出版了几百部作品，据说全球销量逾几百萬册云云，但编者个人认为成书速度之快与昙花一现几乎是成正比的。大浪淘沙，估计过不了几年，这类书就鲜为人知了。把学术、文学等政治化、商品化，只会迫使它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必然走向庸俗化。真正伟大的作品何能草促而就？何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千古高手司马迁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好像倾其一生也只写了一部《史记》（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今仅存《艺文类聚》卷三〇引《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又收于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中的《与挚伯陵书》，后人已认定其为伪作。），而这部《史记》却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想想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那时曹家早已败落，物质生活条件简陋，全书人物众多结构庞大，能写成功亦真是伟大啊！“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同样路遥也是以生命为赌注，为我们留下了传世巨著——《平凡的世界》。本书虽不是大作，但亦非仓促之作，断断续续用了近四年时间，编者觉得还是有些特色的。对所选之文采用权威底本，详加斟酌，构思、布局较有新意。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六朝名文鉴赏的文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书中引用专家学者的观点材料较多，主要是因为它们简练透彻，高屋建瓴，已达到相当高的鉴赏水准。另外，六朝时期作家众多、作品浩繁，本书仅就所选的作品简要介绍，所涉足的知识仅为沧海一粟。虽然编者用力较勤，但由于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又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未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只能是闭门造车，较少调查考证和学术交流，终是门外汉耳。诚如近代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小引》批评一些治《水经注》者所说，“诸公矻矻类于故纸中讲求水道，绝不于实地上探寻水道，以故作者愈众，谬戾愈多。余每取其书与舆图合读，辄懵然如坠雲雾。”所以本书引用堆砌之处较多，自创辨析之处甚少，讹谬、浮夸之处也必定多多，所引未核原始出处亦不少，肯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任何对本书的尖锐批评，也许会使我们汗颜无地，但最终必然归为诚挚的感谢。批评击中要害，自然是良师益友；不中要害，至少说明批评者读过这本烦琐而乏味的书。”（《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自序）
　　刻书、出书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勝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後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但在今天，一些出版社过于注重名人效应和经济利益，半成品书、垃圾书太多，拼凑、重复、捉刀等痕迹明显。又一些无名作者潜心著述，往往心可比天，自负甚高，但作品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无法在主流出版社出版。如此，往往不啻明珠投暗，明眸卖瞽，最终东走西奔，俱不如意。所以，出版一本不太受欢迎、市场面较窄的古典文学，要比古人的洞房花烛和金榜题名困难得多。作为一部一百五十馀萬字的书籍，缺点自然不少，不为一些出版社所认可亦在情理之中，这样的书或许只能自费出版，孤芳自赏。三百多年前，只具中等学历、在清代文坛和学术界并不入流的塾师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了一本学生教材，当时是为读书人的启蒙读物，不想以后它却以本身的鲜明特点与突出优势，成为最流行、最通俗、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的初学古文选本，这就是海内风行的《古文观止》。本书自不能与之相比，但亦断断续续用了多年时间，与市面上的某些急就篇章毕竟不同。颜回希聖，所以早亡；贾谊好学，遂令速殒；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以有涯之生，遂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獲麒于《六朝名文赏析》之制也。正如《孤独的尼采》所云：“我经历了一百个灵魂，一百个摇篮，一百次分娩的阵痛，我的创造意志和命运甘愿如此。”
　　写到这里，编者不由想起吴中杰教授关于鲁迅的一段评论，甚为精彩深刻，不妨录之共赏。“在计划经济时期，作家的地位是由长官意志划定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作家的影响力往往借助于商业炒作；而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作家们则既要靠拢庙堂，又要深入市场，诗外的功夫做得分外吃力。但是，文学自有它的发展规律。作家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既不取决于长官意志，也不能依靠市场炒作，而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趋向和作品的艺术成就来决定的。于是，时间老人就成为最权威的鉴定者，作家的价值，只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在文学史上，有多少走红作家、有多少文坛领袖，都经不住历史长河的洗濯，褪去了鲜艳的颜色，或者被冲刷得不知去向。只有自身坚硬者，才能屹立中流，千古长存。鲁迅，曾受到过政治的追捧，但捧的未必是他的真假值，有时，为了某种需要，还会将原意进行歪曲；他也不断受到攻击，无论是生前或死后，但攻击的也未必是他的实在缺点，因而，他始终打而不倒。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完人，更不把自己当作聖人，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後面》），又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就表示他要不断克服缺点取得前进的意思，他也欢迎别人的批评。但是，他始终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狙击手，这很使他失望。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人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到得90年代，又有人把他当作一块‘老石头’，想要踢开。但是，鲁迅还是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排头，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文化。这就是说，鲁迅至今没有过时，他还有着当代意义。一个作家能够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就很不容易，还要对当前文化思想产生作用，那就更难了。但这也未必是好事。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留存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鲁迅不是一个希图不朽的人，他曾为他攻击时弊的杂文还能结集出版而感到悲哀。但事实是，直到现在，鲁迅的作品还没有过时，这一方面是由于鲁迅思想的前卫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深层文化思想变动太慢的缘故。”此外，鲁迅虽是现代作家，但谈到研究古代文学尤其魏晋文学，也不得不提到他。鲁迅对我国的古代文学极有研究，造诣很深，并做出了重大的成绩和贡献，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古籍整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研究以及对古代文化遗产如何批判继承的理论建树方面。他整理了六朝的志怪小说，辑成《古小说钩沉》，并编校《嵇康集》，对魏晋史事及文学有深入研究。其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係》，浓缩了他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看法，并且开创了对魏晋文学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的综合研究的先例，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他的《集外集·选本》、《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及专著《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原是1924年鲁迅在西安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共六讲，1925年由西安大学出版，后编入《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附录）等都无疑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鲁迅于1932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对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的批判，特别是对于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的批判，是为了中国文人能摆脱依附思想，走上一条思想独立的道路，这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他是在观察现代文坛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之后，才对古代文学有更深入的理解。“鲁迅用这个观点来观照文学史，就找出许多具体的实例。他认为，《诗经》中有几篇是用于侑酒的，也就有帮闲的成分；屈原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司马相如以辞赋见长，被‘俳优积蓄之’，也是一个帮闲，但他不满于这种待遇，‘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纵观中国文学史，鲁迅认为：‘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不太多。’所以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史为官僚文学，鲁迅说：‘看起来实在也不错。’（《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当然，鲁迅并不想在杂文和演讲里系统书写中国文学史，只是为了揭露现代帮闲文人，而探索其历史渊源。正如他自己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这里，说古是为了道今。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那么，知今又有利于说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4）
　　本书写成后最终得以在鍾書出版社出版，特别感谢廖燕编辑，借用南京大学赵益教授的一句话“因缘际会，无处不在，人生感念，莫过于斯。”也正如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后记中所说：“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同时由于古文深奥难懂，编者水平有限，尤其注释、赏析部分多参考历代前贤、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史记》三家注、颜师古、李贤、李善、五臣、王先谦、历代《文选》学的研究名家以及近现代高步瀛、朱东润、赵幼文、徐中玉、郭预衡、钱伯城、吴小如、顾易生、王运熙、曹道衡、穆克宏、沈玉成、章培恒、袁行霈、谭家健、徐公持、萬光治、方智範、熊礼汇、骆玉明、邓小军、刘跃进以及尹占华、吴锦、尚永亮、胡晓明、刘尊明、徐鹏、蒋哲伦、黄昌年等大家的著述、观点多有引用，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神往。试想，《文选》如果收入《让县自明本志令》、《後出师表》、《兰亭集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狱中与诸甥姪书以自序》、《登大雷岸与妹书》、《与朱元思书》，后来的《小园赋》、《枯树赋》、《哀江南赋序》、《玉臺新詠集序》等亦补入，李善、五臣注之，则亦极精彩矣！大家，自有大家的学识、睿智。自然，站在大家、巨人的肩上，容易看得更远。正如陈滨峰《悦读管锥编》（第343页）所说：“董桥《文字是肉做的》写到《英汉大词典》的出版，谈到词典‘前言’有‘向关怀并提携《英汉大词典》编写组后学的老一辈专家钱鍾书、吕叔湘、许国璋……等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之语，董桥由衷感叹：‘这句话使我十分感动：一炷心香，扬芳百代；这些名字正是中国文化实力的符号，薪尽火传，一代一代的人遨游在语言的海洋之中，逍遥于文字的天地之间，心中永远点着前辈智慧的烛光，洞见知识的沧桑和文明的心酸。”另外，还要感谢妻子王允娥、女儿李欣容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我父母及小叔李绪开、李绪师、弟弟李宗廣，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给了默默无私的帮助和关怀。“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他们至今仍在乡村默默辛苦劳作，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作为内心自谓的知识分子，编者自己无疑宜应立足本职，发奋图强，但也应该说，“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读书误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栏干拍”、“锦上添花从来有，雪中送炭世间无”、“今生所剩真无幾，後世相知或有缘”的感受和认知也是颇为深刻的。明代袁中道在《答钱受之》（《珂雪斋集》卷二四）信中说：“自念生平无一事不被酒误，学道无成，读书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为之祟也。甚者乘兴大饮后，兼之纵欲，因而发病，几不保躯命。”编者则颇为伤感地自谓曰：“自念生平无一事不被读书误，学道无成，创业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为之祟也。甚者乘兴著书后，兼之自费出版，因而家徒四壁，几不误身误家。”个中三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由想起裴阳曾经最为欣赏的老诗人顾工的那首《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5）：
　　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
　　你是倒下长久地哭泣，
　　还是咬住流血的嘴唇挺立？
　　有一天，你被一群战斗员揪斗，
　　被赶出生活多年的故居。
　　马车上摇晃着被砸碎的箱笼，
　　荒凉的山林里卸下了行李。
　　你拿起你从未拿过的钝斧，
　　你拉起你从未拉过的龙锯。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心；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笔。
　　岁月伴随着落葉渐渐枯黄，
　　生命还能不能再伴枝条发绿？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会有繁花般的书籍。
　　……
　　你的书籍突然被判为毒草，
　　你的名字从此从报刊上消失。
　　一怒之下你和所有的文字绝交，
　　痛心疾首把稿纸付诸一炬！
　　新一代的读者早已把你遗忘，
　　忠诚的朋友暗暗为你惋惜。
　　你想荡一葉扁舟随波逐流，
　　任它冲向礁石、峡谷、草地……
　　但暴风仍在吹乱你的蓬髪，
　　严霜仍在冻凝你的胡须……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蜜蜂又会来你心中采蜜。
　　有一天你失散了妻子儿女，
　　不知他们在哪一个屋檐下淋风沐雨，
　　有多少又苦又涩的泪滴，
　　有多少锥心刺骨的回忆，
　　后来彼此又踏着泥泞走近，
　　却不幸在深谷中又跌滑下去。
　　星光是一盏盏点不亮的油灯，
　　雲雾是一团团交不深的客旅，
　　哪个村哪家店为你开栈新门，
　　床榻上却铺满才折的荆棘……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异乡的窗口会传来亲人们的笑语。
　　灿烂的华灯一盏盏熄灭，
　　金丝绒的幕布也徐徐关闭。
　　你梦幻中飘动的海市蜃楼，
　　又伴随着落日沉入海底。
　　孤岛上你向每张远帆呼叫，
　　沙滩上你只发现自己的足迹。
　　怎么再卷入汹涌澎湃的浪涛？
　　怎样再演出紧张曲折的戏剧？
　　失望吗？孤独拖长着细瘦的黑影，
　　羡慕吗？那些在阳光下跳舞的情侣。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许多人会来挽紧你的手臂。
　　……
　　……
　　李宗亮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二稿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定稿于日照旧雨轩
　　*1可参见首都师範大学出版社2007年《国学备览》之《六朝文絜》，又见http://www.guoxue.com/zt/gxbl/064.html
　　*2见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四章《北大荒的小屋》。又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写到：“我离开她整整九年。我曾经那样愤慨和暴躁地离她而去，因为我认为自己要循着一条纯洁的理想之路走向明天。像许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选择了新途。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痛击下身心交瘁之际，才顾上抱恨前科。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去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包括友谊，也包括自己的过去。”
　　*3编者按：鲁迅精神的核心之一是对奴性的批判，鲁迅一生都在对这种东西进行批判。他在《灯下漫笔》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只存在过两样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奴性既是对权势的屈从，也是对传统的遵守。不假思索，惟命是从，奴颜婢膝，崇洋媚外，缺乏主人意识都是奴性。历史长了，奴也就成了性。奴隶容易解决而奴性则难以去除，何况总有人喜欢奴才。不去奴性，人不能立，国不能安。正如《鲍鹏山新说水浒》中评论鲁智深所说：“他总是绝不接受奴役，亦绝不允许有人奴役别人。这个形象，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性精神和阔大的胸怀，是中华民族骨子中的正义、良知与高贵，这是我们民族历经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反抗精神与人格尊严，仍然能够生机勃勃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珍贵遗传基因。”现在批判奴性工作远未完成，启蒙的道路也正长着。可惜鲁迅死了，而奴性却日健，或许毛泽东也因而产生了共鸣。他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精神永存！现在也应该是正确认识和解读鲁迅的时候了！
　　*4连上文所引均见復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第二版）序论《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文艺创作的自主意识”两个方面简要深刻地考察了鲁迅作品的当代意义，编者认为这是许多推崇鲁迅和非难鲁迅的人都应该看的一篇文章。
　　*5所录当是节选，顾工原诗及全文，查顾工诗集，未见。根据顾工回忆，这首诗的名字叫《如果厄运突然向你袭击》（见《广州文艺》1993年第09期《王晓棠留给我的诗句……》）。文中说王晓棠曾受尽煎熬和磨难——在深山老林中伐木，失去母亲照料的小儿子患重病去世，她复出后与作者有关语言学的一番谈话，尤其“我在伐木的山林中，伴随着斧声、锯声一直在想：如果厄运突然向你袭击，你是像参天大树般轰然倒下；还是像无数青松一样继续昂然挺立？！……”那些颇具哲理，颇有萬象内涵的话，激发起他写诗的灵感，于是写下这首诗。文章最后写道：“我这首诗写得很长（后面还有许多段落）。写完后没有给王晓棠看——我觉得这首诗给谁看都可以，唯独不好给她看，因为她太懂诗，太懂语言，太懂得诗中描述的四度空间。她会失笑的，她会不满意或不满足。我把诗，寄给当时号称为‘四大名旦’的一家大杂志发表。没有奇迹，当时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和反响，但奇迹却发生在多年多年以后。前几天，我偶然翻阅友人送我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忽然发现我这首诗的大部分章节，都收在这本书中。在书的149页，有这样的描述：‘他凝望着江边，江波在他的眼眸里滚动，他感情激动地继续背诵着这首顾工的诗……’这书中的他，是周励年轻时苦恋了八年的恋人——他叫裴阳。在‘文革’期间他差点儿当上上海復旦大学的校长。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厄运和幸运常常决斗，却又常常挽臂而行……诗的命运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像扩展开来的涟漪，扩向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从上海握别后，回到北京，就没和王晓棠再见过面。有次，我去蘇北的洪泽湖畔采访，有人告诉我：王晓棠正住在船上和湖心的村落中写剧本。我惊喜，又敬佩，很想拨开柳荫和苇丛去寻觅，但烟波浩渺……那么只有有待在未来的银幕上相见吧！但她，现在却当了电影厂厂长……？！”关于这首诗的详细介绍，见编者博客所写得《也谈顾工的》，http://blog.sina.com.cn/u/1770938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