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zqlxh发表于12/08/16 08:30

3）宣扬官能主义和蒙昧主义，权欲、性欲和死亡恐惧构成了神格人的三大要素。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人道主义与生存主义的冲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的思想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集中反映了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认识。回忆录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也普遍存在着生存主义的人生哲学。[2]
　　各地知青的回忆文章，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不离奇怪异，不足以向人道，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许多知青回忆录，片面歌颂苦难，缺乏抗争强权的描述，有的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崇拜。不少文章讲述在农村如何偷鸡摸狗，“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偷窃”并不值骄傲，知青作者却不仅毫无羞愧心，反而颇为得意。显然知青生活的无产者状态，使某些人染上了一种流氓无产者习气。恶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绝境，导致知青群体中普遍流行道德相对主义和生存至上意识。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区的知青赶在这一年纷纷出版本地区的知青回忆录，全国各地出版社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在这一时间也策划、组织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各地报刊也相继开辟了知青纪念专刊和专栏。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进入世纪之交，知青回忆录的书写规模和思想深度较90年代前期有一定的进步。出现了打破城际界限的征稿，实现了跨城际的集体书写，并注意到反映知青弱势群体的声音（《老知青写真》1998）；有的文集还关注到留在下乡地的知青群体（《北大荒羁旅》朱晓军200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难免依恋青春，渴望得到肯定。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回忆录是他们想为自己青春树立的纪念碑。
　　“他们还会老下去。他们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以自己特殊的生命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武汉知青回忆录》代序1996）
　　对一代人青春价值如何评价，是大多数知青难以解开的心结。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从现代文化体系来看，知青当事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叙述的可信性。如果当事人不能找到现代的、人道的价值立场，他们的历史就无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从而使这段经历失去真实性。要使青春岁月不被湮灭，他们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使自己的表述成为现代的表述。
　　90年代知青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严格控制。对知青运动的命名权和话语权，一直控制在主流社会手中。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惟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范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冲突——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知青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思想冲突和话语分歧。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时是如此，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利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于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和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晚会上主持人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音乐理论家金兆钧说，策划会上的多数老三届策划人对知青民歌所知甚少，而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晚会的“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显然能够操持主流媒体和集资举办晚会的人，并不属于知青运动中的多数人群，他们也无权代表大多数知青的意愿。[3]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三十年中，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和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4]在新时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的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进入新世纪，知青文学几乎销声匿迹。2003年前后，由于主流媒体中个别知青老总的怀旧抒情的需要，也曾组织过知青专题报道。个别媒体的记者曾找到过我，希望我按照他们的调子讲一些话，但是他们的老总确定的主题仍然是“劫后辉煌”，我请他们转告老总对这个专题的批评意见，也许是他们在受访者那里遭到的类似批评太多，此后未见这个专栏的推出。2005年凤凰卫视曾经计划组织过一次对知青运动回顾的专题，主题仍然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对组稿的年轻记者表示自己的观点，否定知青一代人的所谓光辉成就，这位记者说，她在别的受访者那里听到相同的低调意见。后来，听说专题播出了，最终还是唱了一些毫无新意的辉煌、无悔的颂歌。在新世纪，知青群体的话语权仍被权势集团把握，继续重复着虚假、陈旧的历史描述，但是老调子已经唱衰，由于它们的虚假和矫饰，已经不再可能引起广大知青群体的认同和共鸣。
　　世纪之初，自由主义立场的知青文学叙事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他们继承了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新世纪之初，继续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立场。
　　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在90年代后期兴起。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社会价值也逐步走向多元化，一些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边缘化书写也开始产生，如刘小波的散文和小说。但是，这部分自由主义的声音缺少主流媒体的渠道，被主流知青的喧哗声所掩盖。
　　知青运动的研究长期受到压制，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少量的史料和学术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一直无法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权势集团的退出，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由于强势群体的离去，以及主流传媒的放弃，使得知青群体再次在文学和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恢复到历史上曾经的弱势群体地位。似乎只要权势者愿意，就可以轻易地终结知青群体的文化生命。
　　“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的私人叙事小说（如《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主编岳建一2000），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可以说，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在寂静中鼓舞着自由主义的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沿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认命不随命”——对“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和“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突围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上个世纪90年代，知青回忆录中对青春评价的压倒性论调是“悲壮的青春”，是返城后的“劫后辉煌”，或是“生存主义”的胜利，知青群体的文化理念基本上囿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叙事。重庆老知青的回忆录，对这段人生的描述则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在历史判断上均采取了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席卷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留给我们这一批老知青的，其实是刻骨铭心的痛。茨威格说过，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一半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时光无法倒流，我不愿意我的后半生浸泡在这‘痛’里，于是，我使劲地咀嚼那‘空白’，咀嚼大巴山所给予我的——我失去的同时也仅有所得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肉体的与精神的、一种如同连绵的大巴山一般的‘韧’。这‘韧’孕育于磨难，分娩于绝望。”（《人处绝境时》唐林林）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
　　1996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滕文公上》）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
　　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倔强的树》邹克纯）
　　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
　　对自己的青春负责，对历史负责——对“阶级路线”的控诉、清算
　　《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
　　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
　　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的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着的追究。他们不仅在回忆录中控诉了“阶级路线”造成的人间灾难，还在书的附录部分，将那些极左的政策条文挖掘出来，亲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它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像人一样生活——超越世俗的价值评价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一位重庆老知青是优等生，却因为家庭问题，未能升入高中，他在1964年到农村插队后，不甘碌碌无为，自学成医，在乡村中救死扶伤，最终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他尝试用针炙治疗各类眩晕症，治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认命不随命》丁重九）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治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澹定，字里行间中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份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生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未来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社会，而是要求个人高度自律的社会。从一种权威强制下的群体管制，转为民主环境下的个人自律，从臣民转变为公民，我们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道路。个人是未来民主社会的基础，建立民主社会要从我们每一人做起。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它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
　　重庆老知青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色忏悔录”——从自由主义的世俗价值到宗教的超世价值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
　　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暴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销弥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
　　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意味对个人命运的承当，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由传统社会批判转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5]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虽然主流文化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但是老调子仍然没有唱完。如2005年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畅销书《狼图腾》（姜戎），继承了90年代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模式，文中充满了国家、民族、人类的大词语，公然宣扬生存哲学，并把它上升到法西斯兽道主义的高度。
　　流氓无产者的乡村生活环境，“文革”集权政治的长期压迫，不可避免地对知青一代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返城后的严酷生存斗争也会侵蚀他们的灵魂。由于以上原因，生存哲学在知青群体中很容易产生共鸣。可是，长期以来知青群体满足于自吹自擂，沉醉在“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颂歌之中。返城四十年的经历并没有完全涤荡知青在上山下乡中被污染的灵魂，也没有完全唤醒他们应有的良知与尊严。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知青群体的命运，损害了他们的肢体，而且在运动结束后的四十年中，继续扭曲着他们的灵魂，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显然，在主流社会的主导下，要想众人皆醉我独醒，成为一个具有理性和独立人格的人并不容易。知青一代人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注释：
　　[1] 1994年，武汉地区的知青由武汉市公关协会领衔，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反映武汉地区50万知青下乡运动的《武汉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人数逾万，省市新闻传媒及时作了报道。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纪念活动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北京的报刊、电视台对晚会进行了报道。
　　1995年9月，厦门大同中学召开“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研究会”，提出建立“知青学”。10月1日《厦门晚报》举办《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即——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学述研讨会》。年底，厦门文学杂志社和闽西日报社在龙岩举行“老三届、知青促进老区特区文化经济发展座谈会”。1995—1998年期间，厦门各中学成立“老三届同学会”，举办“老三届、知青文学研讨会”，并发起知青作家代表团重返闽西“红土地、蓝海洋”系列活动。
　　1996年湖南电视台播放反映湖南江永知青返乡活动的电视片《人生如歌》，荣获当年省的电视节目优秀奖。1999年，湖南卫视开设谈话节目《有话好说——知青岁月》上、下集，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各地知青还踊跃参加支授农村的建设，捐资助学等活动。1993、1995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宝泉岭管局先后邀请知青回访北大荒。知青代表与黑龙江垦区签订多项经贸协作意向、专利技术项目单，以及投资和技术升级换代等。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的到来，纪念活动很快达到历史的最高潮。各地知青在1998年自发地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知青们重回插队的地方，包专列的，组车队的，‘情绪’依然深厚。一个接一个的知青、老三届聚会、展览、征文，营造出怀旧气氛浓烈逼人，知天命或快知天命的老三届人似乎又复归‘喧嚣’，来一次最后的疯狂了。”“这一系列的活动构成了‘交响’，也是一种‘绝唱’，即从此不会再有如此规模，如此浓烈色彩的纪念活动了。”（朱文杰：《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
　　[2] 在90年代前期，各地知青出版的回忆录有：东北兵团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1990）、湖南知青回忆录《辉煌的青春梦》（1990）、内蒙古知青回忆录《草原启示录》（1991）、云南知青回忆录《青春无悔》（1991）、四川知青回忆录《知青楼档案1962—1979》（1992）、山西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1993）、南京知青回忆录《难忘的鄂尔多斯》（1993）、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96）、陕西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1992）、《情系黄土地》（1996）等。《我们曾经年轻》还特别编辑（1956—1965年）老知青回忆和文化名人谈知青运动。这批知青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3] 金兆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两面神效应》《读书》1998年4期
　　[4] 张抗抗：“说来惭愧，新时期之初，我那几篇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都不是‘知青题材’。与其他同年龄的作家相比，我的‘知青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了。‘知青’只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身份……3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视野，已穿透‘知青’生涯，投向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张抗抗：《大荒冰河》后记《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
　　[5] 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郝雨：《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朱大可：《当下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1 祝勇：《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