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期“自由谈”为第二期海外华人作家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续集。来自葡萄牙的“80后”周淼博士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记忆鲜活、解读到位。捷克女作家汪温妮理解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是当下文学生活的全部，对其合理性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美国的吕红回溯了自己的文学师承，并评点了几位著名女作家创作特色。她们占有的材料未必丰富，但自由表达且不乏新意，字里行间流淌着热爱文学热爱祖国的温情。

 ——刘川鄂

文./

少小接触的文学作品委实有限。鲁迅给我最初的启蒙，竟是从邻家门旁的废纸框里乱翻，翻出《大学国文》中的《狂人日记》，躲在被子里偷偷看看狂人的呓语，体会“吃人”的心理恐惧和“救救孩子”的无声呐喊，分明看不懂。父亲早年曾喜欢吟诗作词构思小说。可是随着周围亲友的倒霉，他不再敢碰文学。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自己过去珍爱的小说一本本烧掉。有些书甚至没头没尾，连封皮都没有，不知经过多少人传阅。因潜在的忧虑和恐惧，他烧得干净彻底。连俺借一位邻家大姐姐的书，也被撕碎，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中。事后俺被朋友臭骂了一顿，内疚得抬不起头。

母亲为孩子们拆洗被单，发现枕头下厚厚一本、纸页已经泛黄的旧书，拿起一看，竟是《红楼梦》。才八九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读这个？父母的大惊失色让俺感到好奇。从同学家箱子里翻到这本书时，被那些线条古朴简洁、造型生动的人物插图给迷住了，就抱回来，蒙上薄薄的透明纸临摹。母亲的担忧竟让俺有了偷尝禁果般的快乐。

姨妈家幽暗的阁楼里，也藏着上百部中外名著，那是一生酷爱读书的姨父的藏书。趁着放暑假，俺猫在阁楼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无人打搅的白天黑夜。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加科幻。终日沉迷，一本又一本。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怔忡，有时憧憬；像个小疯子，简直忘了身外的世界。姨妈点着鼻子骂“书虫”。她怎会想到，书虫，就是我最乐意听到的赞美呢？

青涩年华还接触了不少的俄罗斯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宁，还有写“多余人”的屠格涅夫，我的几十本诗抄记录了我对那种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沉迷。海外获奖最多的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就明确表示过他受到的文学影响包括俄苏文学。之后进入更开放的时代，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文学思潮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也非常大。

八九十年代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也堂而皇之进入国内读者视野，比如查建英的中短篇，周励的纪实文学，聂华苓、白先勇、余光中、纪弦、痖弦、郑愁予等的诗歌散文，对初出茅庐的我的影响也如交响乐此起彼伏，绚丽多姿。当然，后来欧美华人作家有了名头更响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等。

女性文学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由于思想禁锢造成了文化的断裂，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在那非正常的年代，那些“毒草”中的爱情片断仍被少男少女所偷偷品尝。当张洁以她独具一格的勇气、女性的率真敏感给刚刚苏醒而偏重点还落在伤痕上的文坛吹来一股清风──《爱，是不能忘记的》，在思想解放的巨大背景下具有了林中响箭的意味，让阳刚为主调的文坛为之一震。“柏拉图”式的爱情，温馨感伤的吟诵，委婉又执着地要求着人的权利，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带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学中，由此而具有了开创性意义。紧接而来的是一系列作品中关于“人”的思考。

靳凡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启蒙式的“巨型语言”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旗帜。女主人公“真真”娓娓倾诉的苦闷因带有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共同的心理特征而受女性读者欢迎。遇罗锦的出现有其特殊背景虽属昙花一现，但那两篇“童话”把爱情的寻找与失落表现得脆弱伤感，作者不加掩饰甚至是过于直露的笔法穿透了那个时代的虚伪与矫饰。不少女作家都偏爱类似袒露心迹的叙述方式，肆无忌惮地冲撞着父权社会。

张辛欣把女权意识张扬得极痛快，在《同一地平线》中，“爱情”惯有的温馨被男女各自过分强调个性、自我价值等等现代意识所渗透，爱情的梦幻被糟糕混乱的感觉、实用的观念所击碎。女作家尖锐而辛辣的笔锋将一派“女强人”的双重矛盾，即为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无法和谐统一极端苦恼而分裂的面孔坦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张洁驾着《方舟》左突右奔，在奋斗途中耗损的心力改变了她温柔透明的调子。她们都以极端偏激尖刻的话语让男性们瞠目结舌，仿佛一夜之间女人们皆由温驯可怜的小猫变成龇牙咧嘴的“孟加拉虎”一般凶猛可怕。至于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残雪的出现更是一个奇怪征兆，她呓语式的语言碎片、自虐性幻想，被理解为父权压迫下的呻吟。对于粗鄙丑陋的世俗世界的强烈不满与反抗，由于缺乏物质基础和现实力量而流入空幻，因此她在反抗此岸世界的同时又远离了彼岸世界，变成了纯主观个人被肢解的梦呓。精神偶像情感对象的坍塌使以爱为支点反抗环境反抗封建意识寻求自我解放的女性陷入痛苦茫然的境地。从呼唤到失望，对男性依赖又厌弃的矛盾心态，女性文学在表现这类题材作品时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曾经以满腔激情呼唤爱的张洁，此时只能让她心爱的女主人戴着“祖母绿”在事业中寻求慰藉。张辛欣发出“错过了你”的感叹后继续寻找“最后的停泊地”，张抗抗越过庸俗的男性奔向“北极光”……但残雪等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出现，表明新时期启蒙精神的爱情主题受到深刻怀疑。道德伦理的分崩离析，潘多拉盒子被打开，西方文化大量引入迅速渗透──不论是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日渐走俏，还是劳伦斯略加遮掩地遍地畅销，或是“空荡荡”──尽管一露头便遭到官方迎头痛击。尽管是不成功的探索，王安忆仍以她大胆细腻的笔触将性剥离出来进行露骨描写，“三恋”的中心主题：自由性爱没有现实基础，要么遁入天国，要么在现实中挣扎，要么保留在精神世界，与当初张洁的《爱》刚好形成对应，区别是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压抑，一个是心满意足的顺应。从爱到性，女性文学由弱到强经过一场摸索试探之后，终于解除了长期强加在心理上的束缚，从欲露又掩的窘境中走出来。迟疑、冷漠、暧昧甚至是低沉的叙述方式成为时尚，随着“巨型语言”消失、抒情风格荡然无存，先锋派与新写实文学的兴起支配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有人比喻为“中年丧妻后无可奈何的续弦”。新时期文学的代表逐渐退场，她们的愤世嫉俗在后起来的一批女作家那里就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和宽容——“日脚就这么过来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有人称中国理想主义终结包括爱情幻灭在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成为一曲最后的挽歌，一个绝唱与绝响。

有人称1990年代面对的是个空旷的历史背景，一个虚脱的历史现场。当市场经济以一种新的方式决定这个时代的一切存在时，文学话语似乎成为一种稀薄、淡远的声音，失去了对这个时代的震荡力。文学这一新状态、文学滞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对新的历史流动缺乏有力度的自身方式的诉说，也是症结所在。而今书多、网络阅读泛滥，却很少让人产生心灵巨大的共鸣的感觉，多是平庸的、雷同的、撞车的或一窝蜂的感觉。有评论家谈到这个问题，认为作家需要价值的确定，道德心灵的复活。文学少了常道，肯定精神少了，生命少了庄严和气魄，就开不出新的文学世界。

再说到张爱玲。对她，我感觉诸般复杂，一向自认为不是张迷。越说不喜欢却越去买。出国前就收集了张的各种版本，不知不觉，几乎将凡所能见到的，都收了个全。还有各类研究参考。大约是性格所致，那时我看研究多于读原著。总觉她是太灰暗、冷僻了。吊诡的是，行囊中竟还夹有两本《私语》和《永远的张爱玲》，去国离家经年，咋放进去的都忘了。

在张爱玲离世12周年之际，《红杉林》刊登了《同学少年都不贱》并点评。而《色戒》，痛入骨髓。再是《小团圆》。途经香港，闺蜜托我带张爱玲的《小团圆》。曾听人说过旺角那地方有几家书店在楼上，可打折的。跑了几条街，爬了几层楼，询问，都没有这本。唯弥敦道的中华书局，门庭若市。厚厚一叠显眼地摆在进门收款处。抱着期待我先取一本。那天除了吃饭，大半时间就待在客房，拧亮台灯，床头半依，读她。浑然已忘今夕何夕，陡然坠入了另一个活色生香、意乱情迷的世界。想起半个世纪前，张爱玲时期的香港，还有旧上海。一个苍凉的手势，若有若无，定格在半空——“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混合在阅读中的，零零碎碎细细腻腻的感觉，朦朦胧胧的片断，似梦非梦，意绪飘忽，才情摇曳，构成尘间的恨爱纷繁。书中主角永远都是，一个女子孤零零的背影，以及遥远的历史深处不知谁留下的一声叹息。想起不知谁言：这样的绝世奇才，哪个时代都安不下她。

当我阅历繁复之后再看张氏之作，忽然彻悟，唯她的文字是经得起岁月磨砺的。难怪说读书是需要恰当时候，太早，不行；太晚，也不行。这是联想，有人翻译《浮士德》，年轻时只能译前半部，到了中老年才领悟了后半部的深刻内涵。

高行健曾说过：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交流则在其次。这句话是说得非常有意思的。在讨论世界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时，有人说海外创作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海外作家写的东西跟中国的文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距离就从那个语言环境、社会环境、心理背景甚至语感中等等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文字虽然是同样的，但表现内容则不一样，抑或有交叉，但，不是一码事儿。比如说，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未出国前写的作品与留美之后作品虽然有一脉相承的感觉，但是心态情态与状态截然不同。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的气质，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

责任编辑：吴佳燕

《长江文艺》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