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方:继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引起轰动后,《十月》杂志今年一月号又推出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一章《纽约商场风云》,同样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人们甚至奔走相告,青年读者更是竞相购买刊物,似乎卷起了京城的一种“热”。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王明:是的,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文学“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有很多文学“热”的。那时许多作品出台,便很快引来一处喝彩声,乃至轰动一时。《班主作》、《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等都是如此。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热”便逐渐降温,尤其是纯文学,似乎被人们笑为“圈子里热,圈子外凉”。自然,纪实文学、通俗文学的有些作品也“热”过一阵。以后,文学困顿的呼声便四处响起。最近两三年,电影、电视、戏剧舞台和报告文学佳作渐多,但文学似乎仍未能占据自己的显要地位。叫座的仍然是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属于这一门类。
董方:但这两部作品似乎比别的传记文学更引人注目,也更“热”,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明:原因恐怕不在这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特别高,而在于记者的心理。自然,我不是说这两部作品缺乏文学水平,平心而论,作为业余作者,他们能写出这样水平的作品已难能可贵。但这两部作品之所以特别“热”,我以为与广大青年读者的内心的发财梦、美国梦不为无关。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都想发财,在中国,暴发户也有的是,然而比起拥有百万美元、千万美元的富翁,许多人又像小巫见大巫。“人往高处走”,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传记作品中的主人公,到美国不多年便发了大财,他们到底是怎么发财的?这自然要引起许多有发财梦的青年的关注。而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又到底是什么样子,何以会使人如此容易发财,这也不能不是读者所关注的。
董方:我不完全赞成你关于读者心理的分析。毫无疑问,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中这种那种“热”的兴起,总与读者心理有关,读者的心理往往体现出时代的脉动与需要。但中国的读者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有“发财梦”或“美国梦”,他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恐怕还要探讨其他的原因。我以为,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实,不是片面的真实,而是全面的真实。凡是真实的作品,它所展现的艺术的形象世界必然蕴含有多种多样的信息,像现实生命本身一样,含义十分丰富。其次,作者对现实评价的情感态度还必须与读者有一定的共鸣点,使读者能够认同这种思想情感。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也罢,《北京人在纽约》也罢,它们最显著的特点便是真实。曹桂林认为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就它所拥有的豪华和文明,它是天堂;而就它所展现的剧烈竞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以及各种犯罪事件,它又是地狱。只看一个方面,它就不是美国,就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虽然写了女主人公如何跻身于美国商界并取得出色成绩,但作品也写了她曾经如何挣扎在生活的底层,在生意场上如何受骗上当,掉入陷阱,差点心脏病发作等,这同样让人看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能够比较客观地使读者通过阅读作品,较为全面地去认识美国的社会,这使本书富有生活教科书的认识意义。而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女主人公抒发了自己的胸怀,她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她正直、爱国,富于自尊心,又有中国人传统的东方美德,等等,这就使广大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能够在心理上与之认同,在情感上与之共鸣。我们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的成功与这些方面的原因有密切的关系。
王明:当然,你的话不无道理。但这样的作品,我总觉得倾向有点问题,似乎让读者觉得,只有在美国,个人的和干才能有效地得到发挥,个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在那个社会里只要奋头,就能发财致富。而实际情形恐怕并不完全是这样,最近十多年,从大陆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成千上万,但发大财的毕竟很少,许多人仍然挣扎在生活的底层,打工当保姆、当校对或等而上之当编缉、记者、教授、研究员,但他们与富翁都还有极大距离。美国人并不懒惰;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勤奋的,但当上资本家、富豪大亨的也毕竟是少数。这里就不单有个人才能高低,奋斗不奋斗的问题,还有机遇的问题。在那种大鱼吃小鱼,剧烈竞争的社会机制下,升上去的也并非都由于才高八斗或特别能奋斗。另外,还有个价值观念问题,如果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应该与他对人民的贡献大小成正比。比如钱学森,他当年在美国拿高薪,如不归国,他肯定会积累大量财富,也许会成为另一个王安。然而,他回国了,为人民做了大贡献,使我国的火箭、卫星上了天,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扬我们祖国的国威,不仅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而且促进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大发展。他虽然没有成为富翁,但人民给予他崇高的地位和评价。难道说他不是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吗?我看,这个价值比在美国当个富翁的价值不知要高多少倍。当然,我这里并没有否定周励价值的意思。周励的可贵在于她没有只求赚钱,在她的精神世界中,金钱并非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一切。从个人的角度,她当然实现了自己较大的价值,同时,在促进中美贸易方面也确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我希望读者在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时,应该有个较全面的价值观。
董方:我觉得在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必然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要贸易,不要国与国间互通有无。贸易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沿海地区更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就尤为重要。这是一条新的战线、新的战场,也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战线和战场。作为生活教科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首先是商业教科书,它通过描写做生意的成败与艰难,经予读者许多可贵的商业知识,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业知识。这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王明: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上有着题材开拓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时期以来,留学生文学有显著的发展,但写留学生经商致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似是第一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在我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也是一个新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典型。这样一个从上山下乡的知青成长为具有时代和中国特色的女资本家的形象,在我国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就像从丑小鸭变成从从羡慕的白天鹅一样。这种人物自有基一事实上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既吸收了美国的许多新观念,而在性格的基础上却屹立着中国人岩石般坚固的勤劳、勇敢、朴直等美质。这个形象对世界文学来说也并非没有超越的意义。它显现了现代人类大交汇、大融合的历史具体性。
董方:我赞成这一点,还要补充的是,对中国读者来说,在周励面前展开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陌生的世界。我相信,随着我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肯定会有更多的作者投笔去写类似的新人物、新世界,这样的作品对于扩大读者的视野,鞭策我们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无疑地有着它不可代替的作用。别外,对这部伤口的艺术特色,你有什么看法呢?
王明:由于只读到刊物选载的一部分,所以还很难对全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发表准确的意见。就读到的部分而言,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的,虽然叙事多于性格的刻画,但作者有艺术感觉,有游仞有余的文学能力。她的文笔清丽流畅、叙事要言不烦,抒情写景富于画面感,有一种优雅的情调和氛围,就文学的意义上说,还有具有可读性与耐读性的。摘载的部分由于多数涉及商业活动,也有显得枯燥乏味的段落,对女主人公心世界的更丰富更复杂更立体的展示显得不够,因而,人物形象便显得不够丰满。兴许这不是全书的缺点,当读者读到全书时,感受会完全是另一样。
董方:从摘载的部分看,我觉得写女主人公的部分还是有深度的,形象也还鲜明,其他像她的丈夫麦克,像那个搞到配额又不知如何推销出去的中国讲师,像辛勤工作反被调离的外贸干部徐先生,像傲慢而不知尊重人、赖帐的女干部刘展,等等,虽然笔墨不多,却也形神毕肖,这里正足以看出作者的才力。你说呢?
王明: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读者还有各自的看法,就让更多的读者去公断吧!
董 方 王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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