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对知青群体作出“最具爆发潜力一代人”的评价，并说：给他们一个支点，他们就能掀动地球。在周励所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吕，我们终于切实地感到了这种壮丽的爆发及其“掀动地球”的激情和力量。一个老三届、一个兵团知青、一个在中国所三十年政治风雨饱经磨难的共和国同龄人，竟然在世界金融商业中心——纽约曼哈顿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短短四年时间，从自费打工到创立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就其展示的打工生活及商业活动部分而言，该书确有认识美国社会、学习在异国谋生技巧和现实价值，似乎可与《北京人在纽约》一样归人洋插队打工文学或商业小说中。
　　然而，《曼》书所展现的一代人的生活历程远非打工文学或商业小说所能涵盖的。作者在美国的洋插队生活及其商业上的成功仅构成该书的表层图像，其深层的精神意蕴则像淹没于海平面之下的大陆架一样，延伸到不可测的远方，充分展示海底世界的奇谲与瑰丽。换句话说，作者在美国成功的基础早已在中国奠定。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周励几乎经历了这一代人所可能经历的一切：天真烂漫的祖国花朵、大串联的红卫兵、父母蒙难的狗崽子、受批判的异端分子、北大荒的兵团战士、幸运的工农兵学员，直至赴美国的自费留学生。世态百变的现实胜于任何虚构，作者的悲喜忧乐与共和国的兴衰浮沉有着一种惊人的生命同构，历史在给这一代人痛苦与重压之时，也赋予他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他们以后同命运搏斗的力量往往来源于这种财富。仿佛命运注定要让这代人在半生的经历中品尝人生百味：单纯、狂热、荒唐、冷却、迷惘、失落、追寻、拼搏、成功……每隔三五年，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就要变幻一种主题与时尚。与之相应，于是人们就多了一种经历与追求，或虚幻、或荒唐、或充实、或痛苦。时光流转，命途多变，潮起潮落，大悲大喜，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就像一个命运的魔术师，也像一个各咱思想与价值观念的试验场，思维的云团在交战，价值的正负电荷在碰撞，旧的圣殿在坍塌，新的大陆在崛起……周励有幸经历了这一切，并且每一种变化都在自己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动荡不安的社会对人的精神馈赠往往几倍、十几倍于平衡发展的社会。正如作者后来回忆的：“（我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我自记事起受到一连中磨难中逐渐养成的一种倔强的性格。我在艰难中仍然憧憬着未来，渴望着机遇；艰难的生活历程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不断地努力凝聚着改变自己命运的爆发力。”沿着这条思路，作者以极大篇幅描述了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人文背景，展现出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灵魂，从而折射出一代人的情感世界及其精神历程。这是《曼》书的最大价值所在，也是其区别于《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洋插队”文学的独特之处。
　　从北大荒的小屋到曼哈顿的大厦，从兵团战士到美国公司老板，这种恍如隔世的命运变化与不可思议的角色置换，迫使作者苦苦追寻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该书充满了强烈的寻根欲望——导找促成这种变化的思想、文化、精神之根。追寻的结果令人惊讶：她在美国成功的精神力量竟来源于大洋彼岸的另一思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主义教育构成其人格的基本框架并成为她一次开启命运之门的支点。
　　对美好未来憧憬的早期理想主义教育涂抹了作者生命的底色，这种底色的附着力是如此顽强，以至从童年起就渗入了血液，主宰了神经，难以剥离。童年，是普希金那美丽的童话，是“六一”晚会的熊熊篝火，是国庆节的白鸽、鲜花，是苏联外宾那幸福的亲吻……十岁左右的作者经常是各种活动的组织者：当主持大会的小主席，在营火晚会上当报幕员，任少先队合唱的小指挥，受校长委托给全校同学讲《青年近卫军》的故事……丰富而充实的精神生活构成童年的基调。稍大些，作者又沉浸在各种中外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悲惨世界》、《九三年》、《普希金诗选》……滋养作者成长的，是保尔那被一代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是丹娘那视死如妲的牺牲精神，是列宁那充满领袖魅力的演讲。这种以苏联模式为主体的理想主义教育成为作者人生观的基础，点燃了她献身于人类伟大事业的熊熊理想之火，这种早期理想教育几乎支配了作者的一生。她为列宁像被推倒而哭，也为自己美好的童年而哭。
　　这种不甚完美的理想主义教育今天看来，无疑具有不切实际的虚幻成分，其重精神轻物质、重未来轻现实、重群体轻个性的缺陷，已经受到历史的冷落。理想主义教育的本质在于超越，共产主义的无阶级、无差别境界即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使人在早年就树立起一种超越平庸浅俗的人生态度，向往更为博大充实的人生境界。该书有一段话可视为作者人生的座右铭：“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一种希望过充实精神生活的力量把她不断从平庸琐屑中向上提升，努力接近那些给人类灵魂以滋养的伟大心灵。在接近中，也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作者在半生中从未停止过对理想之地的耕耘与播种。
　　当然，理想主义教育并非没有缺陷。缺陷在于缺乏实践性品格，理想主义的危险在于盲从、轻信，它引导人追求自己并不理解、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东西，当理想找不到确保其实现的道路和手段时，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周励的男友、才华横溢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尖子裴阳，正是这种悲剧的体现。要注意的是作者怎样避免了盲从的厄运，被排拆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外，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精神生命。换言之，作者即从理想主义教育中吸取了超越命运的营养，又避免了其使人盲从、相信现成的理论的缺陷。“文革”伊始，地覆天翻，作者和无数同龄人一样成为摧毁旧世界的红卫兵，穿绿军服，刷大字报，四处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按照这种轨迹运行，作者无疑会成为正统秩序中合理的一员。但自杀者的惨死、父母的无辜蒙难在她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现实悲惨图景怎样也难以与那重复了千万遍的“真理”重合，正如作者所写：“这一幅悲惨的剧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再也不会回到天真烂漫的过去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被某种狂热的时尚所排斥是一种幸运，它使你脱离媚俗盲从的人流，在一定距离之外静观自己曾身处其中的闹剧。“文革”对周励的排斥使她陷入苦苦地思考，用自己头脑而非社论撰稿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寻找真理。于是，十七岁的作者，在苦读了一年艰深的马列著作后，大胆向《文汇报》投书，表明自己的观点。所带来的磨难自然一言难尽，但这已让人看到作者在扭曲、错乱中的一种成熟、一种从自己心感身受的社会现实中寻找真理的气质。这正是学问、智慧似乎都高作者一筹的裴阳所不具备的，也是从小就沉溺在物质享受中的美国青年所没有的。由此来看作者在曼哈顿的成功绝非偶然。如同盲从和幻想一样，独立思考也属于这一代人。复杂多变的现实教会了周励们重新发现真理的途径，尤其在经历了欺骗和幻灭之后，这种追寻反而更加炽烈。在历史拒绝提供机遇时，他们学会了积蓄和等待，一有转机，他们就会抓住不放，久受压抑的激情凝成了强大的爆发力。因为，谁都知道，同新的一代相比，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正因为周励从早年所受的理想主义教育中吸取了精华，所以不论命运怎样变化，她内心总有一种顽强的自我肯定精神。正如作者所说：“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那个年龄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要需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绝不会迟疑。”纵然命运坎坷多难灵魂遍体鳞伤，但心底仍有不死的精灵，仍有对自己过去一段美丽深情的眷恋；纵然时代荒唐，社会扭曲，人格变态，但执著追求理想生活的火种还在，超越命运安排的精神不死。这种种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顽强的自我肯定，使作者一次镒试图从现实的监禁中“越狱”。书中描写的她为撤掉档案回上海千里扒火车、为当兵跳围墙闯入军区大院、利用放猪空闲读书做笔记等细节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在三十岁时竟萌生了学钢琴的欲望，“从紧闭的窗子里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我打了寒噤，久已枯竭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我对着那窗子，一边听一边流泪。琴声好似雨不，一点一滴渗透了我被不断的失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灵……”那正是作者写了十几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两个电影剧本失败之后，她希望生活中能开出一朵鲜花来抚慰她好寂寞的灵魂，于是，在毫无希望学会钢琴的年龄疯狂地迷恋上了钢琴。总之，一个内心怀有强烈自我肯定精神的灵魂决不会被现实的苦难压倒，也不会被庸俗无聊淹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精神甚至胜过天赋的细胞与技巧。在命运大门之前，周励就像一个积极奔跑、主动找位的前锋球员，不断根据自己与球的位置寻找破门的机会，也许九十九次的奔跑是徒劳的，但第一百次，她进球了，得分了！我们在赞叹她这一次射门的有力、准确之时，往往容易忽略她那九十九次的辛劳，甚至惋惜她奔跑的徒劳无获。但以这种力量冲击命运之门的人，进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励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如此。金字塔尖固然壮美，但它来源于雄伟的塔基；海岛风光固然绮丽，但海平面以下的大陆架更为神奇。该书描写的中国部分与美国部分的比例，正好像塔基与塔尖、大陆架与海岛之比。
文学是照亮别人的灵魂的精神劳动。正如当年《古丽雅的道路》、《丹娘》等照亮了周励一代人的生活道路一样，《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将为今天的青年们提供滋养灵魂的食粮，每代人的具体环境、价值观念尽管不同，一代人也不可能重复上代人的具体行为，但超越自己、努力改变自身在命运则是永恒的。薪尽火传。当年，理想主义之火点燃了周励的生命之薪；今天，这生命之薪又在彼岸升华，凝聚成一束精神之光，试图照亮更多的灵魂。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