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人周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后在读者中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成为1992年北京新华书店文艺类畅销书中的一本。有些个体书摊把此书书名用彩笔或大字写成形形色色的广告招徕读者，一度成为北京街关的一个惹人注目的文化景观。畅销书未必都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我以为这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将因它热情洋溢的笔触所展现的富有人性深度和文化内涵的一方新的人生天地而魅力不衰。时间将会证明这不是妄断！
　　有一股值得重视的创作潮流，这就是以反映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上的青年人随着几经涌动的“出国潮”负芨远游、在国外生活景况为特点的留学生文学创作的潮流，现在正方兴未艾。《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即是这股创作潮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佼佼者。
　　留学生文学早在本世纪初已存在于中国文苑。像鲁讯、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冰心、徐志摩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都曾写过表现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见闻或亲身感受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人的突出，是作者着力于反映当时的留学生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弱国子民，寄人篱下，既备受歧视，又无人理解的孤独、凄冷 的境况。郁达夫《沉沦》里的主人公“他”心力憔悴，不能自拔，决定沉沦于大海时面对隔岸的祖国，声泪俱下地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一阵曾使几代炎黄子孙为之心酸的呼唤，正是20年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年心态的集中体现。对于这种孤独、凄冷心态的描写，在此后不同时期出现的留学生文学中延绵不绝。比如60年代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纽约客》和于梨华《又见棕榈，又棕榈》中表现的一些留美台港学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无根”的痛苦，就是这种孤独、凄冷心态的一种特殊表现。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近期出现的反映80年代中国大陆青年留学国外生活的作品，像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吴民民的《留日学生心态录》（均为纪实文学）、柯岩的《他乡明月》（长篇小说）、李佩的《遥远的海》（中短篇小说集）等，我们都强烈地感到这种孤独、凄冷之气仍然笼罩着海外游子的心。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抱着天真的幻想走出国门，一旦置身异国，那天真的幻想旋即为严峻的现实所击碎，陷入了“洋插队”的困苦之中。完全无需怀疑这些作品所写生活的真实性和它们主题的思想价值。但同时也庆看到，这里所表现的，毕竟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不是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也是以80年代的“出国潮”为背景来描写自己的自费出国留学的意愿和行动的，也写到“洋插队”的困苦，写到了纽约那样一个“极端富裕文明而又极端罪恶的世界”给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留学生所造成的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但是她更多的是表现自己如何冲破这种压力，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物质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相应的变化。在谈到自己旅美的经历时，她很坦率：“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作为一个剧烈的竞争社会里的成功者，她说：“我在白人圈子中不仅完全没有丝毫拘束之心，而且还真正感到这群白人中的许多人不如我活得潇洒，不论精神上、还是事业上……”这种传奇般的经历，这种在竞争中获胜的自豪感，对于现今数以万计漂泊在海外的留学生来说，无疑是个鼓舞；对于素以表现留学生凄苦心境为主要特色的留学生文学创作来说，记发这种经历和自豪感的自传，其突破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当然也可以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当做一本作者试图解开其事业上成功之谜的书来读，但是我们如细加体会，就会发现她的目标不止于此。在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她心潮澎湃，说道：“我要写！我要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兴盛衰败，我要把我经历的一切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不足遭人唾弃的，我们的光辉一直在闪耀。”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她为什么把童年和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她和她的同龄人的苦难的青春放在书里那样重要的地位上来写了。《纽约商场风云》作为全书的第一章被推出，这种安排，在结构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先声夺人，使你在接读此后的几章时自然而然地要和作者一起站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来环视她的过去，思考她不断超越人生障碍的内在动力。按说，像她这样早在中学读书时代就成了“革命对象”，去北大荒劳动和工作期间又历尽磨难的生活历程，一旦诉诸笔墨，那是很容易重蹈已经成为历史的“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故道的。实际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她的着眼点不在提示伤痕，也不在批判极左政治的本质和危害，而是在于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在于从精神上寻找现在的我和昔日的我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经过审视后发现，她在美国纽约商场上搏击风云的那昂扬的精神状态，作为一种生命之火，早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其实已经在闪烁，在燃烧。倘若没有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自荐上台背诵《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样一颗不甘于被埋没的天真而又智慧的童心，倘若没有投书报纸公开反对“文革”的赤诚，倘若没有冒着生命危险扒、跳火车从北大荒回上海找学校领导论理的勇气，倘若没有在婚恋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春潮般的内心激情和理性精神，那么，她也就不可能在酷烈的商战中踔厉风发，一举成功。在回首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时，她引用了古希腊一位哲人的话：“永远用炽热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高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的成功了。”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她在自传里所要告诉读者的决不止于一时一地的事业上的成功，而是要把事业上的成功摆到“人”这样一个总题目下来认识，确信生命之火一直在炽烈地燃烧着的人，最终获得的将是“人生的成功”！
　　人是中心，是目的，也是衡量世事的最后的价值尺度。这，在今天当然已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是由于作者很自觉地把握了这一点，所以这本以自我审视、自我评价为特点的传记作品就获得了独到的人性深度和文化内涵。
　　正是因为要凸现“人”，所以，忽显忽隐地贯串于这本自传之中的主线，便是作者四十多年来坎坷曲折、多彩多资的人生经历。翻过第一章《纽约商场风云》，首先站到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内心压抑而又聪明、受到社会冷遇但却能以自己的才智和勇气脱颖而出的“丑小鸭”式的小女孩。继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陷入“文革”的荆天棘地中，备尝困苦但却始终没有放弃美好理想和人生权利，内心世界里涌动着爱的春潮的少女。后来，从北大荒返回上海，从中国到美国，人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饱受风霜之苦仍未减其锋芒，几次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却执著地驾驭着生命之舟向理想目标驶进中的青年女性。童年，青少年，成年，作为人生阶段，在自传里都是以作者回首往事，审视自我，思索人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而，我们又处处能感受到一个经过严酷的试炼、确立了现代意识，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过来人对自己往昔青春岁月和坎坷曲折人生道路的珍重。这种回首、审视和思索，既洋溢着诗情，又常常闪射出哲理的光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在回顾、审视、评价自己的时候又有着十分强烈的女性意识。读了自传之后，我们不仅觉得她是一个以自己的才智和毅力，赤手空拳，在美国商场上开出一方新天地的强者，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个为了爱而进行过不懈追求的东方女性，一个缱绻柔情、忠实于丈夫的妻子，一个舔犊爱子、心地甜美的母亲。她特别乐于接受一个美国朋友给予她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一称号，原因大概就在于这称号，集中地表达了她作为一个女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身分吧！
　　对自己几次婚恋情况的描写相当详细，可以说它是作为自传中作者人生经历这条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的。如果只是着眼于事业上的追求或成功的秘诀，像婚恋生活、特别是像性心理这样一种纯属个人感情世界深处的隐私，完全可以从略处理，但现在却写得率真，很充分，细致入微而又绘声绘色。从少女时期情窦初开，到恋爱季节先后对几个意中人的热烈倾慕，两相感情碰撞时心灵火花的迸发，和恋爱失败后不可名状的痛苦；从到美国后同“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麦克戏剧性地结为伉俪，徜徉爱河，到惊喜于身怀六甲，难产时死去活来的惊心动魄场面，等等，都放手地写了。作为一个女人，她那爱的欲望、爱的纠葛，爱的欢乐和痛苦，不仅活灵活现地被表现在可以直观的行为、态度上，而且被大胆地、恰如其分地表现在心理层次乃至于生理层次上。至此，她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敞开了。也可能有人从中去追求言情小说的阅读效应，但在作者，却显然是为了尽可能有人从中去追求言情小说的阅读效应，但在作者，却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从人性的深层去全面地认识自己，揭示今昔之“我”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在择偶问题上，她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标准是“才气”和“风度”。只要符合这个标准而又存在着成为她的“白马王子”的可能性，无论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革委会”常委，还是被发落到北大荒插队的“右派”儿子，她都乐于去接近，敢于爱。即使演出了苦恋、空恋的悲剧，也在所不悔。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生活，只有放在具体社会背景下来看，才能发现它的真正意义。首先，她的这种精神追求发生在极左路线暴虐人性、“横扫”人类一切进步文化的“文革”当中。那时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个体到婚恋问题上，就像张抗抗在其中篇小说《北极光》里所反映过的那样，完全是情爱之外的所谓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工作性质，以及嘴上不肯明说心里却念念不忘的工资待遇之类。而正好在“文革”时期进入恋爱季节的作者却能超越上述被极左路线荼毒了的人生价值尺度，自立“才气”、“风度”这种真正能体现人的内在价值，同时又能体现她个人感情需要的婚恋标准，据以爱其所爱，决不迁就，这便是一种勇敢的人生选择。所以，在北大荒，当她所在医院一些负责人不无善意地把一个上海知青介绍给她，那引以为骄傲的条件，就是“扎根典型”、正在被当做“副局级接班人”培养。对此，她说“一听就来气，甚至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自立这种不随流俗的择偶标准，同她在学校读书时给《文汇报》写信反对“文革”一样，都说明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个有着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人。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婚恋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对古今中外文化强烈而又广泛的兴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心理。“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坑害了整整一代人。而周励却以其不随流俗和聪慧好学的个性品格，超越环境的限制，在精神领域里为自己构筑起一座不断扩展着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宫”，时刻畅游其间。中国文化，从屈原、刘勰、王羲之、李白到巴金、艾青、林语堂；外国文化，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到文艺复兴起时期的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伦勃朗、达·芬奇，从18～19世纪的贝多芬、莫扎特、普希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罗曼·罗兰，以至当代的海明威、约翰·里得、卡耐基等等，举凡哲学、文学历史、音乐、绘画、雕塑，她都有所涉猎，虽不深入精通，但对其中某些精神却有所感悟，而且真的化为自己的血肉。倘若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背景，她是不可能为自己确立起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的内涵的择偶标准，也不可能在谈诗论文、学习或欣赏艺术过程中与意中人实现心灵上的沟通和感情共震。所以，通过婚恋生活的描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种感情生活的本身，同时也看到了她的具有人文主义性质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心理，好那不惮于敞开自我，并能深入地审视自我，认识自我的现代人气质。
　　在言及自己投身于商战后的生活中，作者说：“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作为一个以美国商场为生活背景的人，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商人！”那么“不是商人的灵魂”的灵魂是一种什么样的灵魂呢？
商人的头脑，其本质就是在商业活动中一切以利润为指归，无论是使用算盘的商人还是使用电脑传真机的商人都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在竞争剧烈而又残酷无情的美国商场上，作者不仅不可能背离这个原则，而且她要利用自己的全部才智，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放过任何机会，把利润的原则发挥得淋淳尽致。她毫不讳言自己已经炼就了这种“商人的头脑”。但是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她从青少年时代即已形成并用以构成自己的身心全都受役于商业利润的法则。她有一个光怪陆离的商场所绝对容纳不了的诗人的灵魂！
　　这种诗人的灵魂，首先表现在她与祖国的关系上。如果说作者在写这本自传时心里隐含着一些倾诉对象的话，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祖国。她不仅以明确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宣告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魂”，而且从自传中我们看到，她在商业、社交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人要涉及到中国的尊严和中国人的利害，她的反应总是特别敏感、特别强烈。有些情况，如果不是对人生作过深入的思考，如果 是在国外经过反复实践后激发起来的对祖国出自内心的爱，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比如建边农场，那本来是北大荒兵团医院领导人为了打击她而她安排的一个极其荒凉的去处。过了若干年，当她从根本上改变了境遇，在工作之余同麦克一道陶醉于美国名胜大峡谷，被奇绝无比的大自然风光感动得热泪涌流时，竟忽然产生了眼前的一切“多么像北大荒建边农场的秋天啊”的感觉；当麦克建议她唱一支歌助兴时，她情不自禁地唱出的又是当年在建边农场迎新会上唱过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唱得如痴如醉。至此，我们不仅感到，在国外发迹了的她，感激祖国给了她一个美好的童年，是出自真心真情；而且，她把北大荒生活对她的磨炼看成是自己能够经得起初到美国那些年酷烈生活对她的磨炼看成是自己能够经得起初到美国那些年酷烈生活考验的重要原因，也是实在的，真诚的。她对祖国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异国的自然景观无论怎样奇绝也不能消解她在自己祖国那片荒凉土地上曾经获得过的印象。这样的赤子之心，这样的诗情遐思，实在是不可与商场上的利润原则相提并论的。
　　这种诗人的灵魂，还表现在她积极投入生活激流以后所获得的某种人生的彻悟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她对卢刚凶杀案全过程的关注和思考。一个在智力上能够去思考宇宙奥秘的中国博士研究生，竟以其一已私怨，开枪残杀其师长和中国同学达六人之多，然后自杀，造成了影响美国未来太空计划的严重后果。作者以大量资料和篇幅记叙了事情的原委，她说她的目的并不是要向读者介绍一条举世瞩目的社会新闻，而是想剖析一下包括她本人在内的留美中国学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她是带着强烈的民话自尊心和时代责任感来进行这种剖析的。我们不妨把她所引录的爱荷华大学生化系一位中国留学生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做这种剖析的一个结论：“一切从爱的角度出发，”——“非常不容易。”卢刚做了与此相反的选择，结果制造了一场害人害已的现世大悲观；而一切富有良智，或者说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人，即使面对着这种令人无比痛苦的大血案，却仍然坚持“一切从爱的角度出发”。于是，我们看到了爱荷华大学的师生在不胜哀痛的气氛下“主动以在震惊和压力之中的340多名中国留学生伸出友谊之手”，看到了受害者的亲属按死者生前的信念进行诚挚的祭奠之后给卢刚的父母写信，吁请共同消除哀伤，祈求“和平与信任早日到来”……这样做“非常不容易”，唯其如此，才特别可贵。这便是对人生的某种彻悟。而作者自己经过心灵的强烈震颤，借助报纸上刊登美国“先锋十号”太空船在运行二十年之后飞离太阳系将永远遨游于浩渺无垠的太空的消息和照片，让自己的情思随着“先锋十号”一起飞向神秘的太空，衷心地祝愿死于卢刚凶杀案的六名研究宇宙太空的博士的灵魂，“在宇宙太空中安息”。这，难道不也是“一切从爱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富有诗意的选择么？
　　由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作者把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而且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放在全书的中心进行审视、描写、剖析的，这样写出来的自传，当然也就是成了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了。作者自己也说了，由于此书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虽然尽了努力，由于此书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虽然尽了努力，但文章仍有粗糙不足之处”。依我看，粗糙的原因，还可能与作者缺乏提炼工夫，经常以感情渲泄代替艺术描写有关。尽管如此，由于它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在当代美国商场上搏击风云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中国魂”，展示了以往中国文学所不曾展示过的一种崭新的生活和崭新的人生，因而，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起到的开拓作用，也就是不容忽视的了。

蒋守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