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朱莉亚：
我只是你的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个。我是在每年苦干次回北京访问的期间，在一个小书摊上偶然发现并有了兴趣，买了这本书的。又是在候机室里百无聊赖时，偶尔翻开那本书的。但我几乎是立刻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在从北京到香港的收音机上，我读了第一章；在我访问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同样一本书放在她的桌子上，是香港印刷的，我在她打电话时，又读了你的第二章的一部分。今天，我再次打开这本书，读完了余下的全部。我完全被书中的内容给俘虏了。我又回到了过去，一切都是真实的，以前的日子由于蒙上了时光的轻纱，变得浪漫而又富有诗意。我虽然不事写作，却无法克制心中的情感，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完全不知道你的地址，也不考虑怎么寄给你，只是为了表达我自己。
你在兵团5师54团，我当时在52团，你在师部医院，我当时在师部钢厂。藏副司令员、高思师长，还有你那个54团团长，经书本一提，都涌到我的记忆中来了。你的情感，你的故事，意让我这个一米八十的大个子男人酒下了热泪！你读过的那些小说，为之激动和每每能够背诵的小说，我也曾读过、背诵过，给厂里、车间里我的哥儿们讲过，尤其是《怎么办》，我曾按页数地给他们讲。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了。我奇怪，有一个人的书你怎么未提及，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中那种真正震撼人的心灵的悲剧，一直对我有不亚于古希腊悲剧的效果。记得这些书是当时北京的“小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当然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还记得里而的一些句子，不过那已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记得我最爱的诗剧《唐璜》，当然还有莫里哀的、萧伯纳的，我们当时似乎只喜欢这类最古典的东西，如莎翁全集《人间喜剧》、雨果的小说等等。现在，我的回忆像水一般涌到脑子里和笔下，我懒得用计算机给你写中文信，我的中文字差得可怕，尤其是写得不发想得快时。
我是1953年出生的，在中南海里长大，童年极幸福，所以即使是“文革”，也没令我这善良宽厚的天性改变，我始终认为，童年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它使一个人的灵魂不致于扭曲。
那时候，我每次干完十八小时一班的“炼钢加浇铸加翻砂”三个工种一起做的工作时，或是等候出钢时，总爱摘下被钢水烤得软软的保护眼镜，摸着上面斑斑的小钢珠（溅上去的钢水），在钢厂旁的小河床上望星星。我奇怪你书中怎么没提到北大荒的星空，那么清彻的夜空，那么神秘和深远的星群，我常常试着分辨流过天空的是一颗流星呢还有一颗“苏修”的信号弹。也许我太年轻、无知、不像你们“老三届”，有“文革”前中学的底子，我是小学六年级的文化，一切都是后来自学的。后来，我“困退”回北京（从查哈阳水利工地“逃跑”回北京，轰动一时），在工厂里当工人，自学电子电路、数学、外语。1977年考大学时，我两个月背完了中学六年的十几本数、理、化书，但由于过了北大录取的年龄界限，上了北京师范的数学系。1981年又考上了科学院数学专业硕士生，1984年毕业，留所工作。1985年又考上了夏威夷的East—west
Cintet，1986年转成经济学的博士生，1990年毕业，在EWC工作。1991年来香港大学经济系教书，估计是你在大连医专时，我正在参加地下马列主义小组的“秘密”活动。我和我的伙伴们通读几十卷马恩全集、列要全集、世界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我用录音机做了读书心得的书。我还在北京图书馆里攻读希腊、罗马史、涉猎百科，博览群书。那个时代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是一小群青年人躲在书屋里对现今政治进行批判的日子。终于到了有一天，李一哲的大字报在广州出现了，北京开始动了，我负责印制一面游行时要用的“8·18”红旗，起事日期定在1976年8月18日，然而天安门出事了，我们纷纷出逃，我请了“修理机器”假去了哈尔滨一个月，每日荡舟在松花江上。然后是金色的十月，我们，尤其是我，倒感觉不到胜利的狂欢，心中只有一种因敌人突然消失而泛起的惆怅。
说实话，你也一定知道，北京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北京人，一直对精于算计的“上海人”抱有某种成见，看了你的书后，奇怪我的一丝成见也没有了（我的心原本是Open型的）。我觉得，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上海人中也出了像你这么一个值得自豪的人。
香港大学经济学院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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